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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尔文主义一种文化与美学新选择 　　编者按：癸巳岁末，美国学者约瑟夫?马格利斯教授与中国学者谷鹏飞副教授就当代西方文化与美学界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马格利斯以后达尔文主义关于自然进化的理论为起点，提出了建构一种具有“文化形上学”维度的“人文科学哲学”。这一哲学形态以“人的本质”问题为中心，比照生物进化及生物种属特性，厘定“人的本质”为先天生物属性与后天文化属性引导性的具有“意向性”特征的“混杂”建构。谷鹏飞回应了马格利斯的基本主张，并分析了将后达尔文主义观念运用于人文科学哲学相关领域研究的可能性及限度，提出了“人的本质”之“意向性”与“混杂”建构属性：既然所揭示的是人类文化的深层生成结构，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作全球文化与美学通约的基础设想。二人讨论的结论是，对人类一切文化与艺术形态的相关承继、革新与阐释，都只有基于“人的本质”之“混杂”属性，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切近事实真相，获得理论的效力。本讨论的意义在于：既可以为当今人文科学哲学领域流行的各种科学主义、本质主义、还原主义，亦即那些力图使人文科学走向“规范化”的自然科学式社会文化思潮去魅，使人文科学研究重回其应有的领地，又可以警醒当今各式各样的文化霸权主义，凸显民族文化形态的合法性、平等性与可对话性，为全球多元文化的对话交流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平台，也为各种新型的美学形态提供一种基本的理论参照。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1-0118-09 　　谷鹏飞（以下简称“G”）：马格利斯先生，很高兴今天能和您一起，就当代全球文化与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我注意到，后达尔文主义是西方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自然进化观念，而您在认同这一观念的同时，提出了“人文科学哲学”和“文化形上学”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些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您对后达尔文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里的移用，或者说，您试图用后达尔文主义式的社会观念来回答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人的进化及其本质问题，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约瑟夫?马格利斯（以下简称“M”）：可以这样说。后达尔文主义式社会观念的基本思想，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于自然物种的进化选择，因而难以用直线进化论的观念，去截然判定后来产生的文化形态要比先前的文化形态发达，也不能武断地判定，物质文明的发达，必然会伴随着精神文化的进步。冈此，我们不能说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要比古人先进；也不能说西方发达物质文明下催生的精神文明，要比东方欠发达物质文明条件下诞生的精神文明先进。 　　G：我认同这一观点，但这又如何与您倡导的“人文科学哲学”或“文化形上学”关联起来？特别是当您通过“人的本质”问题来讨论“人文科学哲学”问题时，二者的关系似乎有些牵强。 　　M：请允许我稍作解释。后达尔文主义与我提出的“人文科学哲学”或“文化形上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摒弃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坚持生物进化与人的生成的历史性和当下性，而非一劳永逸式的瞬间完成。我对后达尔文主义的推进之处在于，我始终坚持通过回答“人的本质”问题来回答人类文化的问题，认为“人是什么”的问题，或言“人如何生成”的问题，是解答一切文化问题的根本所在。 　　G：这岂不成了一种化约主义？ 　　M：恰恰相反。因为“人的本质”或“人的生成”问题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生物进化的独特问题，它表现为一个双向度的展开：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生物属性的长足进化；另一方面是人的语言习得与文化教化的获得，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 　　G：也就是说，这个“双向度的展开”是人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的“混杂”（hybrid）建构？ 　　M：没错。人之所以能够从智人发展进化到拥有自我意识、自我反思与主体人格的高级智人，是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基于自身自然条件而完成了语言习得与文化教化，也就是说，人是后天的“混杂”人工建构，而非先天铸就。 　　G：人的“混杂”进化过程由此决定了“人的本质”的独特性？ 　　M：正是如此。我曾将“人的本质”的独特性概括为17个方面，它们是：人工构造性，社会建构性，历史形成性，语言习得与文化教化性，自然人化性，某一文化群体中之专享有效性，外在形式性，自我完备性，语言习得之必要性，不可分解之混杂性，自然与文化之双向演进性，自我意向性引导之转变性，内在精神之感性显现性，生存整体境况之限制性，自我指涉、自我表达、自我理解、自我创造之主体性，与生俱来之可解释性与可塑性，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之历史存在性。一言以蔽之，“人的本质”是可确定的（determinable），但非决定性的（determinate）。 　　G：按照您的思路，这17个方面同样也可以作为分析人类文化的17种不同思路。这样，作为“人的本质”外化的话语、行为、艺术、历史，以及相关感知、想象、理解、描述、解释等等，就都表现出“人的本质”的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