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中学我们在做一件本分事.docVIP

蒲公英中学我们在做一件本分事 　　近十年后，描述起走访北京打工子女学校的情景，郑洪仍然激动：教室窗户是纸糊的，门用木栓抵着，孩子们的手在冬季冻成了胡萝卜，常常一名老师要负责6个年级的课程……　　“孩子们在这里只能完成扫盲，离义务教育的标准还差得远。”在过去8年中，郑洪和十几名社会精英层“娘子军”一起，创办了北京第一所专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非营利性中学――蒲公英中学，至今，仍是唯一。　　郑洪被推举为校长。她喜欢与老师们分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故事：这个19世纪的瑞士人，38岁开始推进贫苦儿童教育计划，深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发展机能与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这个标杆一直支撑整个“蒲公英”团队，“不光要给这些孩子进学校的机会，而是给他们一个受好教育的机会，”年过六旬的郑洪挺直腰背，“办教育不应该是个短期行为，真教育值得往下走，也应该往下走。”　　“值得做、不会错的事”　　郑洪脸上总挂着和蔼的笑容，声音洪亮，习惯性地，她把所有农民工子女都叫做“咱们孩子”。　　她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在美国深受公益慈善文化的影响。2003年，她从美国回北京后，加入了一个“娘子军”的朋友圈儿，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精英阶层，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R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叶蕾蕾，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郝荃等。　　人至中年，事业有成，这些妈妈们都产生了共同的意愿：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之余回馈社会，寻找更多的人生价值，“岁数大了，不再有时间晃悠了，得做一件不浪费时间、错不了的事”。　　郑洪提议，不如为打工子弟办所学校――打工子弟是身处城市边缘的穷孩子，义务教育又是必须要进行的教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本分？”　　提议一出，没人反对。　　此后半年，郑洪和中华女子学院老师张健走访调查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结果令人吃惊。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北京有50万农民工子女，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但没有一所初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小学毕业后，要么提前走上社会，要么与父母分离回老家继续求学。　　2005年，“娘子军”们决定创办一所非营利中学，专收适龄农民工子女，郑洪被推举为校长。校址选在南城一家废旧的工厂里，她们最初去看时，院子里遍地是蒲公英花，饱满又灿烂。　　学校就取名为“蒲公英”――蒲公英虽小，随风四处飘摇，但只要给它一块土壤，就能落地生根，如同农民工子弟的命运。“娘子军”团队顺势自称为“大蒲公英”。她们忙着改造学校、招生、不断“化缘”。凭着各自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款项很快筹齐，桌椅、床铺，锅碗瓢盆，甚至纸和信封，都是募捐来的，她们还找到资源给学校捐建了简易的实验室。　　筹备之初，20多个“母亲”每天开会讨论，回想起那段日子，她们觉得“像是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再次得到满足”。　　“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达良好愿望或评论社会问题的层次上，”郑洪说，“我们有说到做到的能力。”　　“蒲公英”就是大环境的缩影　　理想总要面对现实。很快，“大蒲公英”就发现，学生的知识水平远不及她们的想象。　　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读完小学六年，孩子们随父母漂泊，不断转学，最严重的六年内转学十几次。　　“请用汉语拼音写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第一年招生，100多个孩子里，只有两个人答对这道题；此后平均每年700多名学生参加入学考试，语、数、外三门及格的只有个位数，平均分只有二三十分。　　郑洪觉得这个数字很可怕，“按700多孩子只有十几个及格的比例，全国2000万农民工子弟，不及格的有多少？”　　农民工父母为了谋生，往往无暇照顾孩子；家乡小学与城里小学在课程与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融入新的学校；地域和出身的歧视，对城市公共设施的陌生，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还有的孩子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小小年纪就打工了……　　“这些孩子都心事重重，现实生活里的东西把孩子的心都装满了。”郑洪说。　　第一个学期，请心理学专家给孩子上课，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30多名学生只有3个孩子举手，并且只是“在爷爷奶奶面前，觉得自己重要”，其余孩子的感受都是：被冷落、忽视，排斥，灰溜溜。　　对北京，他们也没有好感。老师请他们用一个词形容北京，答案是：小、脏、没有绿色。　　在郑洪看来，他们不仅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心态也是城乡结合状态，“办学校面临的困难，绝不是开了学校的门，让他们来读书就能解决的”。　　那一刻，郑洪觉得，学校成了一个观察社会大环境的窗口：从孩子们的状态，可以深刻感受社会的状态；通过孩子们的感受，她们也在反思，这个城市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学校首先做的是努力克服孩子对城市生活的陌生，并建立起自信。　　所有老师都要对新生家访，了解家庭情况、生活处境，并记录在册；全校学生定期游览北京：长城、圆明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