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嘉用新播撒大爱.docVIP

樊嘉用创新播撒大爱 　　提到樊嘉教授，上海滩的医药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肝外科主任”，也有人说他是“中国肝外科领域的一张名片”。面对有“癌中之王”之称的肝癌，他不畏艰难，带领团队潜心钻研，创造了无数个生命的奇迹。回首樊教授的职业经历，一次次地开创“首个”、“首例”，正是这一个个的探索创新，实现了樊教授治病救人的夙愿，也推动了肝外科治疗技术的进步。 中国论文网 /6/viewhtm　　用心深掘肝移植 　　1999年在汤钊猷院士提议下，樊教授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肝移植手术，那是肝移植之父Starzl创立的世界上首个肝移植中心。学成归来，2001年，樊教授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患者徐先生至今健康。2002年，他带领肝移植小组成功施行了上海首例“父肝子受”的成人活体肝移植，将患者父亲825 g的右半肝移植给患者。 　　2003年，樊嘉教授的团队凭借“国内首例经典劈离式肝移植术”引发世界关注。一对濒临绝望的母女来到中山医院：35岁的母亲为先天性肝豆状核变性、肝功能衰竭；7岁的女儿也得了同样的病，病情恶化。樊教授为这对母女进行了一肝二用的劈离式肝移植。当时，国内毫无经验参考，他只有翻阅国外资料。在团队配合下，他用11小时将重1 033 g的供肝劈成“左小右大”两部分，并各自重建独立血管及胆道系统。这台手术被原美国匹兹堡肝移植科主任John Fung教授评价为“世界上报道的第一例母女同为受体的劈离式肝移植”。 　　2006年，“上海复旦标准”的发布，让世界再次对这位中国肝外科专家刮目相看。国际上对于肝癌肝移植有一个严格的“米兰标准”，即：单个肿瘤直径≤5 cm或多发肿瘤数目≤3个且最大直径≤3 cm，无大血管侵犯，无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樊教授说：“我国肝癌发病率占全世界的55%，是非常高的，肝癌做肝移植的比例也比较高，但中国肝癌病人发现时绝大多数已超过5 cm，如果按照这个严格的国际标准，很多肝癌患者就失去了肝移植的机会，所以有必要根据我们中国人的具体情况重新设立一个肝脏移植的标准。”樊教授带领团队用5年时间研究了251例肝癌移植病例，比较不同肝癌肝移植筛选标准对预后的影响，提出“上海复旦标准”，认为只要单发肿瘤直径≤9 cm或者多发肿瘤不超过3个且最大直径≤5 cm、全部肿瘤直径总和≤9 cm、无大血管侵犯、无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就可以进行肝移植手术。标准的改变带来的是肝移植适应证人群扩大了40%左右，使许多肝癌患者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 　　然而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让樊教授放慢继续追求进步的脚步。2015年，6岁女童彤彤被诊断为先天性肝内胆汁淤积症，肝功能不全，只有肝移植才能挽救生命，但却苦苦找不到肝源。樊教授得知后大胆设想：病房里恰好有一位因肝局灶性结节性增生正在等待手术、血型同样是O型的周女士，周女士术后的废弃左肝，也许能用来为彤彤进行肝移植。经过慎重的考虑和缜密的术前准备，樊教授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世界首例“利用切除的废弃肝脏行成人-儿童部分肝移植”手术。在肝源不足的现状下，该手术技术或许将为更多病患带来希望。 　　多管齐下抗癌栓 　　影响肝癌预后的重要因素是伴发门静脉癌栓，其发生率高达40%～70%，合并门静脉癌栓的肝癌患者常因癌栓波及门静脉主干或肝内多发转移而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即使有机会行手术切除，术后复发率也高达60%。此外，癌栓阻塞门静脉，门静脉压力增加，继而引发食道胃底静脉破裂出血，甚至导致肝功能衰竭。既往国内外学者认为肝癌合并门静脉主干和/或一级分支癌栓患者已属晚期，手术切除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均属禁忌，大多给予内科保守治疗，患者平均生存期仅3～4个月。因此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是影响肝癌患者疗效提高的主要障碍，其形成机制及治疗方法也是困扰临床医生的一大难题。 　　2009年，樊教授带领团队率先系统阐述肝癌门静脉癌栓形成机制。首次发现肝癌微环境中调节性T细胞、癌周门管区趋化因子诱导肝癌细胞定向侵袭门静脉、活化血小板对肝癌细胞捕获和黏附作用增强、肝癌细胞血管生成因子诱导原发瘤及门静脉癌栓新生血管等是肝癌门静脉癌栓形成的关键机制，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国内外首创“肝癌切除、门静脉取栓、化疗泵植入+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等外科综合治疗技术。针对手术切除率低、取栓复杂的问题，设计了新肝癌切除及门静脉取栓技术，使肝功能代偿期的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手术切除率明显增加。但由于术前肿瘤可能通过门静脉系统肝内播散或浸润门静脉壁、分支，因此，术后肿瘤转移复发仍然是此类患者面临的巨大挑战。项目组采用大样本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PVI）+TACE的辅助治疗方式效果最佳。应用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