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学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docVIP

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摘要]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汉代；经学；史学；官方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6-0118-03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史学是仅次于经学的一大显学，它讲求经世致用，主张积极参与社会。史学的这一社会功用，在两汉时期与儒家经学的旨用不谋而合，并且深得统治者的青睐，从而使得汉代史学呈现出明显的经学化、御用化的特征。 　　 　　一、经学的独尊和兴盛 　　 　　经学即训解、阐述和传授儒家经典之学。它创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司马迁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因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史记，儒林列传》)又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后，孔子弟子继续传播儒家经学。然而至秦代，秦始皇焚书坑儒，经学几遭灭顶之灾。西汉初年，由于黄老思想的盛行，经学一直未能得到重视和发展。 　　汉武帝即位后，经学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武帝即位伊始，即广招贤良，求治国大计。儒学大师董仲舒顺应时代的潮流，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这一主张深为武帝所赞赏，所以一经提出，便被采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导向，使得经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和发展。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太学，立儒家经典于学官，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随后又在郡县设立学校，设置经师。他还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相，封其为侯。武帝之后，经学进一步受到官方的重视并得到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官方不断增加经学博士及弟子员人数。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有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时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及《谷梁春秋》博士，博士弟子员共二百人。元帝时又立京房《易》为博士，设博士弟子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时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复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乐经》、《左氏春秋》为博士，增博士员至三十人。光武中兴，置十四博士，即齐、鲁、韩《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严、颜《春秋》，施、孟、梁丘、京房《易》，太学生增至万人。 　　第二，经师的地位不断提高。儒生不论出身贵贱，只要精通一经，便可人仕为官，显著者可为“三公”。《汉书?匡张孑L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孑L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此外很多经师以经书授太子，为太傅、太子少傅，他们更是德高望重。年迈致仕，皇帝经常赐予钱物，卒后给以厚葬，并执弟子礼。 　　第三，诏书奏议皆旁引经说，以之为据。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皇帝发布诏令、群臣上奏议事，莫不引经为据。如武帝元朔元年春，立皇后卫氏诏令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虞唐而乐殷周，据旧而鉴新。”(《汉书?武帝纪》)其中两句引自《易》和《诗》。 　　第四，皇帝亲自参与经义研讨。两汉时期，围绕讲论经义、研讨经学发展问题，皇帝还亲自主持召开儒学大会。比较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论五经之异同；一次是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论五经同异，使诸儒共正经义。另外元帝时朱云与五鹿充宗争论《易》之同异，和帝时鲁丕与贾逵、黄香论五经同异，讲论经义之风大盛。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和兴盛，是统治者与儒生相推相拥的结果。就统治集团而言，是希望利用经学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以此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就儒生而言，由于经学的独尊，社会上选举取士、考核官吏皆以此为准绳，所以习经便成为他们通往仕途、获得利禄、实现自我的最可靠途径。在这种背景下，经学与皇权实现了最紧密的结合。这一结合，不仅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而且对汉代的学术文化事业、尤其是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 　　 　　作为记载和研究过往历史及其规律的历史学，向来具有经世的作用，它一方面可以直接为统治者献计献策或提供统治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可以用以惩恶劝善、进行道德评判。史学的这一社会功用，到两汉时期，不断被统治集团所认识和重视。 　　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相对稳定，西汉统治者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