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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上将何应钦连载23 　　何应钦，黄埔军校的总教官，国民党一级上将，担任过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军政部长等要职，是黄埔系里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本文作者熊宗仁，著名历史学家。本刊从2010年一期起，连载熊氏所著长篇《一级上将何应钦》，以飨读者。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西北“善后”瓦解东北军西北军 　　川康“整军”整治刘甫澄和川军 　　（一） 　　西安事变半月之内迅速得以和平解决，成了中国由长期内战向国内和平的转折点。 　　1936年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两天前在洛阳所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中的声明，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的声明的声明》中，肯定“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同时又指出，“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讨伐派”，便是以何应钦为代表的黄埔系军事集团。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强烈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履行他因之而获释的全部条件，真正“言必信，行必果”，“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蒋介石的“折扣”，有的是他自己公开背信弃义，有的则是通过何应钦去把他的许诺收回。12月29日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便是这种“折扣”的立竿见影的表现。蒋介石虚情假意地请辞去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而经过与会者们真心也罢，违心也罢的一番慰留，他依然独揽着大权。一面偕夫人宋美龄回奉化度假疗养，一方面把张学良终身软禁，逼迫杨虎城辞职，而且还授权何应钦解决西北“善后”――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和迫害参与西安事变的主要人员。 　　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中，斥责“亲日派一面扣留张汉卿先生，一面指挥已奉蒋介石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军又向西安进攻”。这是对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的蒋介石的揭露，更是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何应钦。 　　8日这天，国民政府撤消了被视为亲日派分子的张群的外交部长职务，改由英美派的王宠惠接替。但何应钦是蒋介石手中一张得心应手的听用牌，需要对日妥协时，他会全心全意对日亲善，而一旦需要亲英美时，他也会讨得英美的欢心。因此，蒋介石决不会因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何应钦呜鼓而攻之，便不敢放手使用何应钦。 　　蒋介石在对日、对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确因西安事变发生某些变化的同时，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情况却反映在他1937年2月5日的日记中。他认为他当前的五项方针是：“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蒋介石五条方针中的第二、四、五项特别是第二项的主要执行者，便是何应钦。 　　2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该会，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一任务而采取的有原则的必要的让步。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旨在讨论西安事变的处理及其以后的对内对外政策。 　　此前，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也已经开始。3月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先后到南京、杭州、庐山等地与蒋介石谈判，解决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和具体形式、关于边区政权及红军改编等在西安事变中争执不下和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问题。又由于日苏间对抗的升级，以及苏联和世界和平正义力量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进一步促成了西安事变以后开始的中国历史新起点的形成及发展。国内和平是基本上确定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阶段已经完成。何应钦在这一个阶段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依然继续执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即已确定的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和使地方实力派武装“国军化”的计划。 　　（二） 　　何应钦、蒋介石处理西北“善后”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破坏业已形成的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由顾祝同出面赴陕处理“善后”及改编事宜，同时派大军以演习为名，再度向西安进逼，形成军事压力。 　　1937年1月5日，何应钦公布了所谓“整理陕、甘军事办法”，在西北军政和人事上作了如下安排： 　　一、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 　　二、以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三、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戴罪图功。 　　同时还指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及中央军各部的驻地及饷糈供给办法。潼关、朝邑、渭南、西安、咸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