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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会36官员下海报告 　　央行官员下海又出新案例了。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8月3日，记者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现象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据记者梳理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不过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因为有官员离职未见诸报道，因此一行三会离职下海的官员数量应比样本数量大。 　　央行及银监系统：双向流动 　　监管机构官员下海任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业界称为“神仙下凡”。作为央行官员，姚余栋的“神仙下凡”一石激起千层浪。 　　外界对他的印象大多是研究型学者形象。“他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在国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在国际机构工作，从背景来看是比较优秀的职业经济学家，并不是每一个央行官员都是???业经济学家，他算是一个。”某位接近过姚余栋的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姚余栋转战大成基金未来主攻领域，上述人士表示，宏观肯定是很大的一块，以他的学习能力和勤勉程度，将很快进入状态，开辟新的领域。“他在货币政策司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阅历对姚余栋来讲都是优势。” 　　当然，大成基金并不是第一次“挖角”下海官员。 　　2014年12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离职，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2014年10月，原任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出任大成基金总经理。 　　如今，央行官员辞职赴市场化机构任职似乎呈现一个常态趋势，今年5月份，央行原货政二司处长、青年宏观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此外，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奔赴市场化机构任职。今年7月，有媒体报道称，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期迎来离职潮，8名处长中有3名同时离职，另外还有4-5名普通职员提交离职申请。 　　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对记者坦言：“（离职）原因很简单，收入太低了，缺少激励约束机制。”“加入市场机构后收入会提高，但也不全是为了收入，可以从市场机构的角度理解政策，开拓视野。” 　　前述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还表示，西方国家人员在监管机构和市场机构之间的流动很常见，因此央行官员加入市场机构很正常。双向流动有助于央行官员理解市场，也有助于市场人士理解政策。 　　银监系统方面，从2013年至今，已有多位不同级别的银监会官员辞职“下海”。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2位银监会官员到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或者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任职。从银监会离职的官员来看，级别从副主席到处长不等，还有大量的基层监管官员离职，但尚未有公开的报道。 　　证监系统： 　　部分人士晋升遭遇瓶颈 　　6月初，证监会又批准五名干部离职，分别是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两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三名处级干部。 　　此次人员调整引起了证券行业的广泛关注，市场一致认为证监会将迎来第四波离职风潮。而上一波离职潮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其中仅2014年，就有约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2015年前5个月，也有6名司局级干部离职。大多数干部离职后投身市场机构，尤其是基金行业。 　　据中申网监测数据显示，从1998年开始，超60位前官员入职公募基金，其中高管人数超过40人，担任过基金公司总经理一职的接近20位。去年七月份，博时基金就宣布聘任原证监会办公室、党办副主任的江向阳为公司总经理。此外，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早在2014年就离职加入了华夏基金。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日前离职的陆泽峰表示可能会去大学任教，更远期则会从事并购基金相关的业务，杨郊红也很可能在私募基金任职。 　　显然，基金行业丰厚的薪酬和个人价值的增值空间吸引了大量的离职官员。“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且早在2015年年初，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内部会议上也解释了证监会频现离职风潮的原因，“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情况分析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证监会内部管理职位有限，官员晋升比较困难，于是纷纷下海，谋求更开阔的职业机会。 　　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保监系统：离职相对较少 　　根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