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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文字从宋话本到元杂剧 　　摘要：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重写，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构成杂剧重写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一些细节和场面设计很好地刻画了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元杂剧；话本；合同文字；重写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9)02―0060―06 　　 　　元杂剧中，作家往往喜欢从唐传奇、宋话本等故事中取材，“是以词家所谱事实，宜合于情理之中，最妙以前人说部中可感可泣、有关风化之事，揆情度理，而饰以文藻，则感动人心，改易社会，其功可券也”。然而，这种重写决不是重复，是一种创作。《合同文字记》见抄本《述古堂书目》，现存明洪丰便《清平山堂话本》，郑振铎、胡士莹考证为宋人话本，程毅中的《宋元小说研究》和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也作如是观。元杂剧《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显然是对宋话本的重写。本文拟以元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重写为例，探讨元杂剧重写的某些规律。 　　 　　叙事的同一性 　　 　　赵景深在1935年就指出：“戏剧多根据小说改作，但根据戏剧而改编小说的却极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小说与戏曲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则涉及“流动性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原原本本地叙事，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吴梅说：“且以愚意论之，用故事较臆造为易，何也?故事已有古人成作在前，其篇幅结构，不必自我用心，但就原文编次，自无前后不接，头脚不称之病。至若自造一事，必须先将事实布置妥帖，其有挂漏之处，尤宜随时补凑，以较用故事编次者，其劳逸为何如?事半功倍，文人亦何乐而不为哉!”吴梅认为从小说形态转化为戏曲形态容易，戏曲形态也往往内含着小说叙事的方式。小说戏曲都是流动性叙事，叙事的流动性是小说戏曲同一性所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共同点之一是时间、空间的转换呈现为速度较快的流转。话本《合同文字记》中，刘天瑞去姨夫张学究家“趁熟”的过程，小说中只有寥寥几行：“刘二带了妻子，在路行了数日，已到高平县下马村，见了姨夫张学究，备说来趁熟之事。其人大喜，留在家。”在叙事过程中，空间接连地流转，从此空间(老家)到彼空间(高平县)所需要的时间被简化了：刘天瑞如何从老儿村的老家前往下马村，路途所见等，都在叙事中被省略了。在杂剧中，这种过程也是一笔带过。只在第一折中通过张秉彝的上场自报家门中介绍。 　　对于刘天瑞儿子刘安住的成长过程，小说这样写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安住在张家村里一住十五年，孩儿长成十八岁，聪明智慧，德行方能，读书学礼。”这段经历，在杂剧第二折中，也是通过张秉彝口中说出。 　　刘安住长到18岁的过程就这样被一语带过，把成千上百个“物理时间”以及每一天的空间变化，都极度地浓缩，转化成既快速又短促的叙述。叙事的速度快，时空的流转性强，整个叙事过程的流动性显而易见。 　　这种书写方式是对古代史学传统的继承。史传文的文学意义往往体现在叙事上。唐刘知几《史通?叙事》专就这一问题加以论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历史在发展，社会生活也日益丰富，呈现出纷繁芜杂的现象，而叙事又必须“以简要为主”，如何统一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不在于“寡事”，而在于“省文”，于是“文约而事丰”，就成为衡量叙事才能的标准。而叙事速度――叙事的流动性也被史家所关注，叙事的流动性使古代叙事文学形成了一个传统：曲折的故事要在一定的叙事速度中完成，故事中的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流转的。史传文化深远地影响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叙事活动。戏曲小说便毫无例外地继承了这种叙事好尚。《合同文字》的局部是这样，从整体上看，戏曲小说都展现了刘天瑞、刘安住的命运：刘天瑞一家离开故乡去他乡趁熟，夫妇双亡，留下小儿刘安住，刘安住长大成人后返回故乡认亲受伯母刁难，最后由包公断案，真相大白。这种以个人际遇为中心的叙事，也是与史传文学分不开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的六个成份中，情节是第一位的。情节是作品中事件的艺术建构的部分，不仅指故事的梗概，还包括在各个叙述层次和语调层次上行为动作所具有的连贯性、以及开始与结束等。这就是叙事中的时间意识。《史记》中对故事发展的过程的叙述不是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在这个次序中表现了叙述者所理解的时间过程所展现的意义。《史记》中人物记传，基本上都是贯穿了以人物生命历程为根据的时间意识，开创了一种以人物生涯和命运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