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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永不叙用叙大用 　　张元济，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慈禧太后革职，且是“永不叙用”。尽管后来他有多次复职从政并“升迁”的机会，但他弃之如敝屣，不吃“回头草”。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为了开启民智，他先从事教育，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终成“商务”之魂，成为无出其右的出版界巨子。 　　使“作坊”成为出版业翘楚的出版家 　　 我国出版业中，谁的历史最悠久又影响最大？答案应是“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开张，起初只是印刷商业簿记、账本等物。这一印刷作坊，直到1902年从张元济加盟，才算步入出版殿堂。 　　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并非老板，这时的当家人是创办者夏瑞芳。张元济只任编译所所长。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张元济也没任过“一把手”。然而人们都说是张元济成就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才是商务的创始人。这话不无道理，夏瑞芳虽然精明，毕竟是文化不高的排字工人出身。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和夏瑞芳齐心合力，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总务处，正是得益于他的开拓创新，才使得商务印书馆闻名遐迩。 　　因孝行而“减罪”的变法者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州，原籍浙江海盐。1889年杭州乡试中举，1892年京城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常馆庶吉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元济在“外国通”严复的帮助下，创办了“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这所“通艺学堂”与其他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开设了英文、数学等课程。 　　 为何要创办“西学堂”？张元济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列强欺侮的中国要振兴、要强大，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素质，就得办教育。张元济有段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但是为国民读书办学校，不能墨守成规。不妨向敌人学习：学习日本的，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 　　 时值“公车上书”之后，光绪帝想读关于西方的书，经常开列书单交给总理衙门去购买。可是京城书店里，皇帝需要的书难以找到。后听说张元济的“通艺学堂”和家里拥有皇帝需要的书，总理衙门的人便向张元济“借书”缴旨。张元济只得将盖有自己印章的书呈送光绪。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由于他读过张元济盖过印章且有过批语的书，对张元济印象颇深；加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对张元济的评价甚高：“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所以，光绪帝6月16日在勤政殿的东偏室，接见了32岁的张元济。张元济得以向光绪帝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陈“变法自强，以救危亡而成盛业”的主张。 　　“戊戌变法”，是晚清王朝的最后一次自救，然而103天后，连光绪帝本人也遭到慈禧囚禁。一些参与戊戌变法的人，杀的杀，逃的逃；甚至支持和同情“变法”的人，也被追捕受刑。张元济在劫难逃！ 　　张元济是个孝子。他认为，与其逃跑被通缉使老母亲担忧，不如陪在母亲身边、多陪一天多尽一分孝心。他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后侍奉母亲。他向同事声称自己能够在上班时被抓走更好，免得在家被捕吓着老母亲。 　　 张元济作为“反党”却不逃跑，慈禧的爪牙反而认为张元济不逃，可能是“被迫变法”。一个半月后，张元济“重”罪轻判：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面对如此谪贬，张母却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母亲的理解，让张元济改变了人生坐标。“通艺学堂”办不成了，但他还是决意投身教育。他带着母亲，于1898年底举家南下，去了上海的南洋公学任教（今上海交通大学）。 　　大胆启用新人的“伯乐”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历任译书院院长、校长。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任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张元济的这首诗，可谓他为何从教育转向出版业的表白。 　　 商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是总经理夏瑞芳挪用公司巨款炒股失利；后有商务的职员另起炉灶开“书局”，都使商务几次遭受重创。幸运的是，通过张元济呕心沥血地力挽狂澜，才使商务起死回生，蹒跚前行。 　　通过十年的打拼，商务印书馆在国内二十多个城市设立了分馆，资本增到200多万元（银元），职工达到700多人；建立了一整套编译、出版的发行网，并创建了藏书丰富的“涵芬楼”；还开办了学校、幼稚园、孤儿院等等。 　　 鉴于国内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反感，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1月6日从日本方面收回所有的股权。“中日合资”变成“商务独资”，商务印书馆成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文化企业、国内无出其右的出版单位。 　　1920年前后，陈布雷、郑振铎、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