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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都是纯学术 　　近读李伯重先生的《论学术与学术标准》①，对于文中浸润的纯正学术精神以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忧患意识，我深为感佩。惟作者所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我觉此问题比较复杂。如此界定“学术”，可能体现了“学术”的主要精神，但终不够全面。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 　　 　　我对此问题的看法，发端于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是在１９８２年我刚开始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时，张岱年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推荐读此书。我对此书最感兴趣的是其论乾嘉学派之学风，此学风自戴震开之，钱大昕谓戴震“实事求是，不主一家”②，因此，乾嘉学派之学风可用“实事求是”概括之。当张先生要求听课者写一篇作业时，我交的作业就是以“‘实事求是’乃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的职业道德”为题。我所注重者，除了梁启超列出的十条“正统派之学风”外，还有其引段玉裁的一段话：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③。 　　这段话不是乾嘉“正统派”的考据学所能范围，而是更体现了其宗师戴震的治学特点。如梁启超所述，戴震之学“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④。在从清初到清末之间，义理之学几乎完全荒疏，惟有“戴氏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其代表性著作就是《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这两部著作都是“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断其立说之是非”，特别是对程朱理学之“是非”颇有论断。我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为治”（“治”即安民）和“原善”（“善”即爱人）为宗旨。“为治”出于司马迁论先秦六家要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⑤，“原善”即本于戴震之书。“为治”与“原善”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 　　段玉裁的这段话之所以重要，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系。如果要当古文献学家，那么只要“定底本之是非”就已足矣；而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还必须“断其立说之是非”。这就如张岱年先生一开始给研究生开课，除了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还要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张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既不是“信古”，也不是“疑古”，而是“析古”，这里的“析”主要是史料真伪的辨析，即“先定底本之是非”，以及义理是非的解析，即“断其立说之是非”。 　　因受张先生“析古”研究方法的影响，再加上８０年代逐渐兴起“文化热”，而当时的“文化研究”带有很强的忧国忧民和经世致用的目的，后来又渐知张先生在３０年代就不仅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而且还在哲学理论上建构了一个“新的综合哲学”体系，并参加当时“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的大讨论，提出了析取中西文化之优长的“创造的综合”说（即８０年代后表述的“综合创新”说），所以，我最终不仅认同于梁启超所表彰的乾嘉学派之学风，而且对他所反省的康梁学派之学风也给予一定限度的肯定。梁启超说：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⑥。 　　康梁学派之学风可用“学以致用”概括之。在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中，此学风也一度比较风行。我认为，其偏失并不在于“致用”，而在于其“学以致用”之“学”有失“实事求是”之旨。因此，我主张应把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与康梁学派的“学以致用”结合起来，做到“不诬古人，不误今人与后人”⑦。 　　梁启超反省康梁学派因“致用”而“其业不昌”，又反省自己治学的弊病是“爱博”“无恒”“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⑧，因此，他在书中特别表彰了乾嘉“正统派”之学风，主张“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并认为“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⑨。这显然借鉴了西方文化的“学术”精神，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梁启超终究割舍不掉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文化传统。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最后，他对于“经世致用之一学派”仍有肯定，指出： 　　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⑩。 　　梁启超仍把“经世致用”的“生计问题”作为我国“学者”（而非政治家或企业家）“应负最大之任务”。他对于乾嘉“正统派”之学风，实际上并不满意。他所真正欣赏的是清初顾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