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火站混车记.docVIP

上海火车站混车记 　　本文没有讲述什么大事，不过无票混车而已。然而，曾经的红卫兵们，又有几个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此类回忆，确实能勾起经历者们幽幽的联想。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文化大革命”时，我正是一个红卫兵。1966年11月26日，我和同班的唐同学、邓同学响应中央文革“革命大串联”的号召，来到了上海，住在永嘉路中国中学接待站。我们到几所知名大学抄了大字报、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观赏过28层的当时国内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游览了南京路、外滩码头后，对这座东方第一都市的新鲜感便逐渐淡漠。12月3日，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回重庆。 　　那天下午，我们到火车站去签办回重庆的火车票（大串联期间，红卫兵乘火车、轮船、长途汽车都不用掏钱买票，凭学生证在指定的地点签发车票），可车票签办处排队签票的人太多，队列弯来绕去地从签票窗口一直排到马路上，足有上千公尺长，就是排到天黑，也轮不上我们。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当天就不排队了，次日凌晨赶来，争取排在队列的最前头。 　　翌日凌晨，我们四点多钟就起了床，乘坐五点钟的头班车赶到火车站。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签票窗前已有好几百操着各地口音的红卫兵排队了，我们只好排在队列的最后面。八点钟，签票开始了，十点半左右，我们终于排到了窗口，当我递上我们三人的学生证，要求签办到重庆的车票时，签票员却说，没有重庆的票了。我说，到贵阳、成都的也行。签票员说，也没有了。我说，那就签下一趟到重庆的票。签票员说，车票都是提前一天签的，你们大后天再来吧。接着便大声喊道，下一个。我还想说什么，排在后面的一个红卫兵挤上前来，操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抱怨了我几句，把学生证递进了窗口，我只得无奈地退了出来。 　　那时上海到重庆的火车每三天一班，我们只有过三天再来了。为了保证能签到下一趟到重庆的火车票，我们决定在签票的头一天晚上便到签票处排队。于是那天下午我们早早吃过晚饭，在天刚黑的时候便赶到了火车站的签票处。然而，尽管如此，可前面也有上百人排队了。待问过他们的去向后得知，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欲去北京、广州，很少有人去西南，便信心十足地排起队来。 　　夜幕降临后，天气越来越冷，其他排队的红卫兵们都穿上了棉衣，戴上棉帽，有的披上了棉被。离开重庆时，我只穿了一件灯芯绒外衣，一件衬衣，一件无袖的棉线背心和一条单裤，在重庆尚能勉强御寒，可在上海就不行了。前几天在外滩码头时，我就曾被黄浦江上的寒风吹得直流清鼻涕。可为了保证天明能签到车票，此刻也只能忍受严寒了。 　　到了晚上十点钟，天气更冷了，身体比我还单薄的邓同学冷得直跺脚，脸上起满了鸡皮疙瘩。又过了一会儿，我也坚持不住了，最初是脚指头冷得发麻，后来又全身发抖。终于，我打“退堂鼓”了，说，……算了，就算陷在上海回不去，也比冻坏身体强。邓同学也附和我的意见。唐同学见我们二人的意见一致，也不再坚持，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回接待站吧。于是我们便离开了火车站。 　　接下来天气就更冷了，我们几乎都躲在接待站宿舍里不敢出门。 　　这时传来重庆发生“12.4事件”的消息。消息说，12月4日那天，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打死打伤了革命群众若干……为此，我们都着急起来，因为我们平时都住在学校，星期天才回家，离开重庆那天是星期四，走得很突然，家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如今两个星期天都没有回家了，大田湾又发生了如此“惨案”，父母一定会着急的。那时最快捷的通讯办法是“打电报”，离渝时我们仗着“大串联”吃饭、乘车、住宿都不要钱的“优势”，身上几乎都没带什么钱，此时就连给家里打个报平安的电报的钱都没有。上海天气越来越冷，家里人也着急，我们必须尽早离开。经过一番商议后，我们认为唯一的办法还是头天晚上就到签票处等候签票，至于天冷，就像其他红卫兵一样，把棉被披上。 　　于是在签票办下一趟车票的头一天下午，我们早早地吃过饭，抱着接待站的棉被前往火车站，可出校门时却被门卫人员当成偷棉被的“小偷”抓住了。我们将情况向他说明后，他最初怎么也不同意我们将棉被带出去。后来我将身上穿的单薄衣服一一展示给他，说，晚上排队冷得受不了。他才登记好我们的学生证号码，勉强放行。 　　这天晚上尽管天气很冷，可有棉被披在身上，好歹也挺了过来。因我们来得早，排在前面的仅三四十人，次日开始签票时，排在前面的红卫兵签票后有序地离开了。队列徐徐地向前移动，看看仅十几个人就轮到我们了，大家忐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可就在这时，签票处忽然发生骚乱，几十个红卫兵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闹闹嚷嚷地涌向办票窗口，排在我们前面的十来个人被挤向了一边，原本有序的队列顿时大乱，维持秩序的警察毫无办法。我们三人都是仅1.60米多一点的小矮个，被牛高马大的北方红卫兵挤得远离了签票口……签票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着，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