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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世纪中国日语教育发展 　　【摘要】2012年，是中日间紧张气氛持续的一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之年，也是中国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围绕着2001年的教学大纲中提出“培养学生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目标，坚持改革发展并渡过了11个春秋之年。中国的日本研究和日本介绍有着超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可以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取得了大量丰硕的成果，中国高等日语专业教育呈现出仅次于英语专业排名的空前规模。然而另一方面，能够真正深入历史，进入到当下中日错综的时代背景中，去试图重新思考日本、去寻找和解读中日两国间近代以来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究竟一起共有了什么苦恼、经验了何种困境的研究却只能说仍旧屈指可数。这种研究状况的偏差究竟为何而有？这偏差的缘由是否也丝丝关联着今日中日两国相互认识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回溯中国近代以降日语教育的发展轨迹，致力于回到20世纪中国的具体历史脉络中，去勾勒出中国日语教育在1992年改革深化之前的不同时期里所呈现出的性质特征，探寻和确认中国日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资源，思考分析导致其变迁的历史原因，进而为以上的问题寻找到一些解答的线索，最终以求为新世纪的日语教育发展建设提供一些可参考的研究情报。 　　【关键词】日语教育 近代 20世纪 中国 特征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9-0036-04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在近代以前的交往中，日本人为了阅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圣贤书籍，更好地吸收中国的各种文化和制度，甚至发明了汉文训读法，也随之孕育了独特多样的翻译文化。而在中国，自隋代便开始接收日本留学生，尤其是进入元、明之后，随着中日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加深，中国对日本的关心也渐渐增多，期间还出现了通过声音来推断日语意思的诸如日语词汇集之类的译本。但是，日语教育正式作为外语教育在中国得到确立，却是进入清朝以后，即近代以降的事了。最初是1897年在“东文馆”学习日语的12名朝廷翻译官，而今却是超过83万人的日语学习者大军[1]。 　　一、在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寻找中应运而生，在自我革新和抵抗防卫中展开的日语教育 　　十八世纪后半，随着美国独立，西洋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和劳动力市场的视线由南亚向东亚转移。当中日两国都在西欧的视线中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两国开始了自己“近代化”的历程。而中国的日语学习、日语教育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对“近代化”的寻找中应运而生的。 　　回溯历史，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无法再自诩“天朝文明”，为满足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外交需要，“京师同文馆（英文馆）”于1862年8月设立。同文馆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外语娴熟的人才借以加强对列强的交涉，在语言之外也要教授天文、算数、物理学、化学等 “新学”西洋知识。不过，教授日语的“东文馆”是到甲午之战和洋务运动失败后的1897年才增设的。第一批学生仅12名，作为朝廷翻译官的唐家桢是最初的中国人教师[2]。这可以说是中国专业日语教育的开端。 　　如此可见，中国近代的专业外语教育是在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谋求民族自我革新和力图寻找近代文明的发展方式中才被提上了重要地位的。此后，在维新运动中也广设外语课，借以培养“通洋文”的“博通时务”之才。虽说外语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工具，但却是和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试图救国图存、“以求振兴”这一目的紧紧相连的。 　　就日语教育而言，中国人当时除了在“东文馆”和学堂等地学习日语，像梁启超、康有为等留学日本以求救国之道的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13年至1914年间，留日学生至少有五、六千人，仅次于1906年的最盛时期”。但此后，随着五四运动和“九一八事变”爆发，“大批留日学生满怀‘国家仇、民族恨’，纷纷回国抗日，留学生锐减至303人（1931年）”[3]。在八年抗日时期，由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工作均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所以“为了使敌工干部在阵前能用日语喊话、呼喊口号、用日文写标语传单、对日本士兵进行劝降缴械的宣传工作，在一些敌工干部训练班和学校里开展了日语教学”[4]。 　　如上所述，中国近代以来的日语教育，不可避免地是在中国人试图通过“日语”、“日本”这个窗口看“西洋”、学“西方”的前提下展开，而后的日语教学又不得已在防卫战争、抗日战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延续。因此，回溯日语教育的起点，我们不仅要重新回到近代中国寻求“西方文明”的时代情境中去理解“外语”之用，更需要正视当时的日语教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欠缺着对于日本真正的关心、理解与审视的姿态。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样的状况是中国受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念影响，希图找到自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