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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回归民城 　　发展与治理是城市的两大主题，两者紧密关联相依相存。一方面，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治理的根基，城市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都会给城市治理提出新的难题和挑战；另一方面，城市的良好治理是城市发展的保障，城市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水平反过来也可能制约或促进城市发展。城乡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的基础基石。成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符合特大城市治理规律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路。 中国论文网 /6/viewhtm　　一、发展与治理：全球化时代城市的两大主题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和治理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商品、人员和信息等的流动性都大大增强，区域和城市愈发成为新的“竞争集合单位”。从某种意义上看，全球化也催生了地方化。需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不平衡性。正如个人为了财富、权力和声望而展开竞争并形成社会分层一样，城市之间也围绕着资本、人才、游客等展开激烈竞争，在生产、贸易、金融、消费和知识的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从而形成城市之间的分层。全球化时代城市之间以综合实力来角逐高下。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以“全球竞争力指数”对全球120个主要城市进行排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联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也推出了“全球化城市指数”。此类指数都涵盖了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物质和自然环境等多个维度，表明城市发展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多个面向。全球范围内的“宜居城市”“生活质量”“优秀旅游目的地”等排名也成为了城市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时代主体与客体惊人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个城市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其社会利益结构就越复杂，对城市治理的要求也就越高；而从统治转向治理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众所周知，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不是单纯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是依赖于基于认同的多元化权威，通过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协商合作，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公正。 　　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城乡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的基础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回归民城：城市发展治理之道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浪潮中，激烈的城市竞争也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不少地方把城市?l展片面简化理解为经济增长，忽略了城市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与生态等重要内涵和价值。在对“经营城市”的片面理解和“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下，不少城市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以“城市病”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和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城市本身成为商品，空间交换价值的逻辑凌驾并取代了使用价值的逻辑。有些城市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忽视民生保障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自然保护，造成了城市“宜商性”远远高于“宜居性”。有些城市的规划建设更多地体现了“权贵美学”而不是“生活美学”，城市经营和开发造就了城市“贵族化”倾向；对旧城的大规模改造导致真遗产消失而假古董盛行、原有社会关系迅速解体，社区生活也被连根拔起；房地产价格飙升导致中等收入阶层也不堪重负等。值得重视的是，城市发展带来的收益和造成的成本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和不同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对称，城市空间作为特殊商品所承载的社会资本和邻里网络、民众对场所的情感认同和集体记忆、城市环境的审美教化和生态功能等都是空间使用价值的一部分。 　　进入新的城市化发展时期，中央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2015年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