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托柏辽兹大张旗鼓激进派.docVIP

埃克托·柏辽兹大张旗鼓激进派 　　在柏辽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不仅遭受了儿子路易去世的丧子之痛，还要时常忍受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一种炎症性胃肠病）的折磨，同时他还害怕他的音乐会“随他而逝”：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甚至在许多人心目中，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指挥家），他正是亲自执棒，赋予了自己音乐以生命的那个人。他的崇拜者遍布俄罗斯、英格兰、德语国家，还有他的家乡法国。当他百年之后，谁能传承衣钵？ 　　柏辽兹清楚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带给它演释者们的难度。正如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由于他的作品需要表演者将“无法抗拒的热忱、极限的精准、收放自如的激情、梦幻般的多愁善感、近乎病态的忧郁”融合得“浑然天成”，所以演奏者本身的“充满激情的表现力、内心澎湃的火焰和节奏的独创性”反而会使他们无法达到要求，从而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在回忆录的同一???落中，他忆想起序曲《李尔王》在布拉格的一次演出，是由“一名无可争辩的优秀乐长”指挥的。那场演出令他心烦意乱：“（他的指挥）近乎正确，然而在那样的情形下，近乎正确就是完全错误。”一旦他离开舞台不再捍卫他的作品，他的音乐会发生什么？它们会不会随着他的死亡，渐渐被人们所忘却？ 　　其实，柏辽兹有点杞人忧天了。从一开始，就有人能够理解并且了解如何演释他的音乐，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如此。萧伯纳描述了在1885年的伦敦，一场由威廉?甘茨（William Ganz）指挥的《幻想交响曲》的演出。在那场演出中，尽管“凭着伟大精神完成了魔幻般的最终狂欢”，它的第一乐章却被诟病演奏得太慢。萧伯纳说，《幻想交响曲》的激情“绝对无法由一个演奏乐曲如同休闲散步般的，按照比柏辽兹标明的拍子还慢十六个二分音符的交响乐团表现出来”。好在还是有很多人做到了：在英格兰，有查尔斯?哈雷（Charles Hallé），和之后的汉密尔顿?哈蒂（Hamilton Harty）和托马斯?比彻姆（Thomas Beecham）；在法国，有爱德华?科洛纳（Edouard Colonne）和他的学生皮埃尔?蒙都（Pierre Monteux）；尤其是在德国，有一个“顶尖指挥家方阵”追随着柏辽兹，其中包括汉斯?冯?彪罗、费利克斯?莫特尔（Felix Mottl）、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古斯塔夫?马勒和费利克斯?魏因加特纳（Felix Weingartner）。在《音乐评论》杂志上，人们也许会对柏辽兹吹毛求疵――说他技巧上有缺陷，并把他描绘成一个总是标新立异的“门外汉”。好在总还有一些思想独立并有敏锐洞察力的指挥家们保持着底线，他们使柏辽兹的音乐得以传承后世。 　　然后，以下种种因素的综合，让柏辽兹能从音乐史的边缘踏入主流：日益成熟的管弦乐技巧――这使得即使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玛伯女王谐谑曲》（Queen Mab Scherzo）那样技巧性很强的作品，现在也可以被演释得无可挑剔，特别是其中对于古乐器的演释；LP唱片和CD的出现――这使得他的主要作品都能够被听众聆听到；古典音乐保留曲目的巨大扩张――这使得音乐会不再束缚于十九世纪德奥音乐的名家之作中，并且不再有那种叫做“标准”的东西来衡量像柏辽兹这样的作曲家。总而言之，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柏辽兹创作音乐的方式被人们更广泛地理解和接受。 　　不可否认的是，在音乐领域中人们的一贯以来的想法总是特别难以被根除。一个谬论可以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脑海，然后世代相传。这类的“谬论”在柏辽兹身上的情况是：因为他成长于音乐生活不发达的法国乡下，而且没有学过钢琴，所以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握音乐作曲的技巧。不过，即使在人们的思想相当固执的法国，这个说法倒不常被听到。巴黎索邦大学教授巴托利（Jean-Pierre Bartoli）曾有凭有据地说明了柏辽兹作品的高度原创性且特意而为的非功能性的和声处理。按照他的论证，柏辽兹的作品绝不业余，并且那些作品是有意打破常规音乐结构的。事实上，柏辽兹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端，早于德彪西和梅西安。“如果是为了努力遵循音乐著述中的规则，而将《幻想交响曲》的开头重写，”巴托利说，“这将会彻底摧毁其深刻的独创性和绝对的美感。从学术角度来看，和声必须是‘不平衡’的。” 　　这一新评价体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数量众多的指挥家渴望演释柏辽兹的音乐，这个数字比之前都要大。在柏辽兹生命晚期，当乐观主义与生存恐惧交织之时，他说如果他能够活到一百四十岁（也就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的音乐生活会变得“绝对有趣”。他说完此话后的几年便与世长辞，但他的预言却被证实。1950年，美国学者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出版了开创性的《柏辽兹与浪漫主义世纪》（Berlioz and the Romantic Century）一书，其中进行了一项对作曲家职业生涯的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