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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宫廷诗风格新变 　　[摘 要] 玄宗君臣的宫廷诗创作，在较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的写作传统，呈现出与初唐宫廷诗明显不同的风格面貌。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娱乐性的消退，风骨的追求，意境的浑融。他们的某些诗歌已经堪比盛唐诗，或者已然盛唐诗。这为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起了示范和开风气的作用。从这一角度讲，盛唐宫廷诗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盛唐；宫廷诗；风格；新变 　　开元前期，宫廷一度处于诗坛的中心，为时人所瞩目，影响很大。盛唐时期的宫廷诗歌活动超过60次，保留下来的宫廷诗数量有400多首。这在文学史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关注。然而，盛唐宫廷诗的研究却颇受冷落。 　　初唐宫廷诗近百年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正如殷?在《河岳英灵集》序中所论：“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1]初唐宫廷诗总体上未能摆脱浓丽纤巧、柔靡绮艳的风格。而盛唐宫廷诗风却呈现出与之不同的面貌。这种差异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娱乐性的消退 　　武后、中宗朝的宫廷诗带有很强的娱乐性。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2]在这里，诗人写诗具有竞赛取乐的意味。中宗时，宫廷诗变成了谄媚娱情的工具。《新唐书?李适传》云：“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3]“上又尝宴侍臣，使各为《回波辞》。众皆为谄语，或自求荣禄。谏议大夫李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上不悦。”。[4]应制诗成了向皇帝献媚的手段，大臣出于责任进谏，却令皇帝不悦。正如葛晓音所指出的，“中宗宫廷诗的娱乐性质使贞观时的箴规体诗遭到彻底摒弃”。[5] 　　中宗沉溺于奢华酒宴和柔靡的宫廷唱和，沦丧了君臣礼法，消磨了意志，最终酿成杀身之祸。这对玄宗君臣自然有警示作用，因此玄宗稍事娱乐，身边诤臣马上就进谏。开元元年十月，玄宗渭川畋猎，魏知古随行，献十韵诗以讽。当时，玄宗手制褒之。开元二年正月，玄宗“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4]玄宗的态度是，“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4]显然，玄宗当时明了张廷?、袁楚客的用意，这反映出玄宗君臣对娱乐性活动持有理性态度。 　　开元初，君臣之间偶尔即事为诗，诗风往往庄重谨严。开元五年，“夏，蔡孚为起居舍人，作《偃松篇》，玄宗令臣下和之。时张说在荆州，亦有和作”。[6]蔡孚原作已不存，张说《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云：“清都众木总荣芬，传道孤松最出群。名接天庭长景色，气连宫阙借氛氲。悬池的的停华露，偃盖重重拂瑞云。不借流膏助仙鼎，愿将桢干捧明君。莫比冥灵楚南树，朽老江边代不闻”。唐汝询《唐诗解》卷三九云：“此咏松而借以美蔡起居也。言京都乔木虽繁而孤松特秀，其高逼天，又与阙庭相接。至于沾露拂云，而其被泽深矣。能不效流膏桢干之用以答天子乎？本言蔡以逸群之材而为近侍，既蒙恩宠，则宜尽忠于君也”。[7] 诗中虽有赞美，却非阿谀，立足点在于勉励身处庙堂之上，受到皇帝重视的蔡孚能够尽忠报君。 　　开元九年以后，宫廷诗创作日渐频繁，诗风总体上呈现出理性的节制。开元十一年（723），玄宗幸凤泉温汤，作《幸凤泉汤》。诗歌先描述在骊山温泉宫的闲适生活，最后归结为“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希望能与天下苍生，一同分享温泉水这天赐的恩泽。又如玄宗《观拔河俗戏》，“壮徒恒贾勇，拔拒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噪齐山岌?，气作水腾波。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声势浩大的拔河比赛热闹壮观，人们都沉浸在拔河的愉悦兴奋中，而玄宗却期待通过拔河比赛，预祝来年丰收，政通人和。 　　其他人的诗歌亦常常流露出居安思危的思想。贺知章《奉和圣制春台望》诗云：“自昔秦奢汉穷武，后庭万馀宫百数。旗回五丈殿千门，连绵南?出西垣。广画螓蛾夸窈窕，罗生玳瑁象昆仑。乃眷天晴兴隐恤，古来土木良非一。荆临章观赵丛台，何如尧阶将禹室。层栏窈窕下龙舆，清管逶迤半绮疏。一听南风引鸾舞，长谣北极仰鹑居”。诗人对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描述，寓有深刻的反思。“荆临章观赵丛台，何如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