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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执行反垄断法限制原则及路径 　　摘要：私人执行反垄断法是法律赋予私人的一项权利。为防止权利滥用而引发滥诉、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等问题，可采用合理性原则、功能补充性原则以及利益衡平原则作为其限制标准。就具体限制路径而言，包括：原告资格除竞争者之外，只有直接消费者和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才能执行反垄断法；救济采用双倍损害赔偿救济方式、适当限制禁令提请主体和范围防止经营者策略性竞争行为的发生；同时，原告应对受损害事实负举证责任。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反垄断法执行；公共执行；私人执行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4―0078―04 　　为有效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除设立公共执行制度外，还设置了私人执行制度。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也对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6月通过的《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经由民事诉讼执行，也叫垄断民事诉讼。毋庸置疑，反垄断法执行机制的有效实施需要私人执行的拉动。但是，私人执行毕竟是给予私人的一种权利，私人基于自己的一些利益追求和价值判断会做出一些违背制度设置初衷的行为，从而背离了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制度目的。域外反垄断实践也表明，在运作过程中，如果不对其加以限制，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就有可能存在私人滥诉、过度占用司法资源、干扰公共执行等弊病。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限制。国内许多学者虽然对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模式、执行主体与对象、执行途径与救济方式等做了大量研究，但鲜有人关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限制私人执行反垄断法。本文主要从私人执行反垄断法限制的原则（标准）和路径（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粗略探讨。 　　权利受到法律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法律对权利的限制有其内在的标准和原则，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限制也不例外。只有把权利的限制原则立足于更好地捍卫、保障权利，权利限制才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到权利本身。明确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限制原则，才能更好地运行该机制。 　　（一）合理性原则 　　康德认为，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合理地建筑社会结构。因此，如何构建一种合理、正当并且可行的机制以确保私人权利行使张弛有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合理原则为基本原则的“理性反垄断制度”被视为真正维护“有效竞争”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科学反垄断制度。尽管私人执行反垄断法是一种反垄断制度的执行机制，是法律赋予私人的一项权利，但是对该权利的主体、程序、执行范围等应进行适当的限制，使其合符法之理性的要求。如在执行主体方面，既不能赋予所有的私人主体拥有这项权利，又不能让主体范围过窄；在执行程序方面，不管是采用直接执行程序还是审决前置程序等，都要合符程序正义；在执行范围方面，对符合合理性原则的竞争行为，并不一定作为垄断行为进行执行，要进行综合性考虑，等等。凡此种种，不仅关乎其与反垄断法公共执行的平行相处，也关涉私人与法人、国家及社会整体利益之平衡，更关乎反垄断制度的科学构建。 　　（二）功能补充性原则 　　垄断行为与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违法行为不同，其更复杂、专业性更强，从而导致反垄断法的执行更具有特殊性。私人执行反垄断无论是从执行前的审查、执行中的威慑力，还是执行后的效力，都远不及公共执行机制，因此只能是公共执行的补充，而不能代替主流的公共执行。欧盟委员会2008年4月2日发布《违反欧共体反垄断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就明确提出了构建强有力的公共执行制度、并以有效的私人执行制度为补充。究其原因，主要是法治国家中的公共事务执行只能或者绝大部分由法律授权的国家公共机关执行。从促进公共利益和维护有效竞争角度来看，公共机关执行反垄断法是目前最有效的途径，从而决定了反垄断公共执行机关在实施反垄断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现状不可能改变。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反垄断公共执行会存在不作为、执法能力不够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只是通过放宽私人执行权就可以解决的。相对于日本、欧盟等法治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来讲，我国的法治进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尽管这些国家在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上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我国更不可能过度放宽，而不加以限制。当然，从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功能补充性标准对其进行限制，并不是否定私人执行这一机制，而是在分析当前现状的基础上，更合理地设置我国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机制。 　　（三）利益衡平原则 　　从权利限制的目的来看，对权利进行适当限制是为了确保权利的运行秩序。在纷呈繁杂的社会中，由于权利的多元化、权利主体的多样性，各种社会主体的利益交杂在一起，势必会有冲突，因此必然要从利益衡平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