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义动词语地图研究.docVIP

给予义动词语义地图研究 　　摘 要：本文以“语义地图”理论为基础，在整理总结前人“给予”义动词“给”和“与”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馈”和“与”的历时发展脉络，并结合已有的方言研究材料，进一步讨论了目前“给”研究的争议焦点，尝试构建汉语“给予”义动词的语义地图。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词：“给予”义动词 语义地图 给 　　一、前言 　　语义地图是近二十年来在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兴起的一种描写工具，它以“语义地图连续性假想”（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为主要设想，不仅为类型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也使得跨语言研究中涉及到的功能和形式上的差异得以清楚展现，同时也提出了“概念空间”为人类所共有的观点，进一步推动了人类语言共性的发掘和研究。 　　二、“语义地图”理论 　　语义地图（semantic map）是功能在概念/语义空间（conceptual/semantic space）上的几何表达。功能之间相互连接构成网络。功能在地图网络上的组合配置具有普遍性特征（Haspelmath，2003）。语义地图由Andersaon，Lloyd B.在1982年提出后，经过Stassen（1997）、Haspelmath（1997，2003）、Croft（2001）的发展，不断成熟，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与详细的研究方法。语义地图的目的是利用直观的图示通过连线勾画出语言中基于语义的功能项之间的关系。Croft（2001）提出“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认为“任何相关的特定语言或是特定结构的范畴都会投射在概念空间中的连续区域。”（Any relevant language-specific and/or construction-specific category should map onto a connected region in conceptual space.）语义地图不仅可以帮助概括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而且基于大规模语料可以作为探索描绘人类语言能力的普遍语法的强大工具。 　　张敏（2009）将语义地图理论引入中国以来，王瑞晶（2010）、吴福祥（2011）、郭锐（2012）等学者积极借助语义地图理论，概括、探索汉语的相关语言现象，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三、汉语“给予”义动词研究概述 　　“给予”义动词主要是指具有[+给予]语义的动词。汉语中“给予”义动词主要有“给”“与”和“馈”，汉语方言中也有一些“给予”义动词，例如：湖北鄂东话中的“把”[ba22]、广州话中的“畀”[pei35]等。这些含有“给予”义的动词大多是常用词，使用频率较高，一般都兼具多种词性，用法较为复杂，并且具有相似性。 　　（一）动词“给”的研究概述 　　作为汉语基本动词的“给”在“给予”义动词研究中，成果是最为丰富的。向若（1960）最先提出“给”的词性问题。朱德熙（1979）、赵金铭（1992）、袁明军（1997）等对“给”字句进行了句法语义的分析。2000年之后，学者们开始从语法化的角度探讨“给”的历时发展变化。江蓝生（2000）指出，给予义动词“给”可以兼表使役和被动，同时指出方言中也存在“给予”义动词兼表使役和被动的现象。洪波（2004）对“给”整个语法化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给”在清代早期以前产生的几种虚词用法是受“与”字类化的结果，而清代中叶产生的使役介词用法和被动介词用法则是其自身语法化的结果。刘永耕（2005）从语义入手，讨论了“给”语法化过程中义素传承问题。饶春（2014）详细梳理了“给”的历时发展变化，与刘永耕的观点一致，均认为“给”的历时发展是辐射状的，如下图： 　　江蓝生（2012）、马贝加和王倩（2013）讨论了在“给”历时中出现，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处置”用法及其来源。目前“给”的历时变化研究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标记施事用法的来源路径。蒋绍愚（2003）、曹茜蕾和贝罗贝（2007）等认为动词“给”标记施事的用法经过了致使义这一中间阶段。而刘永耕（2005）、饶春（2014）、马贝加（2014）等坚持认为动词“给”分别发展出致使义和标记施事用法，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二）动词“与”的研究概述 　　和“给”相比较，“与”的相关研究则十分缺乏。志村良治（1984）以《朴事通》和《老乞大》的语料为基础，讨论了“与”和“馈”之间的差异及替换关系。向熹（1993）详细描述了“与”在各个时期的使用情况。吴福祥（2003）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发现“与”和一般伴随介词一样，有向并列连词演变的模式，并且探讨了其演变的动因。冯胜利/蔡维天/黄正德（2008）将传统训诂学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