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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体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再思考 　　[摘 要] 口述体纪录片是近年来我国电视荧屏上日益流行的一种纪录片形态。以口述体的形式来讲述历史、传播文化，已逐渐成为当代电视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方式。本文将对“口述体”这一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的新类型进行研究，通过梳理其概念界定、历时演变和共时表现，结合新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影像文本，将其放置在电视纪录片领域的风格模式互渗的背景中来考察，以期探讨口述体纪录片的创作思路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 口述体； 历史文化纪录片； 创作模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成都大学校基金项目“凝固的话语――口述体纪录片创作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XJR19）。 　　早在2002年“中国电视纪录片20年回顾”的学术研讨会议中，“口述体纪录片”一词就被提出作为一种全新的纪录片形态来探讨。虽然在纪录片创作领域，口述体早已蔚然成风。但在纪录片研究领域，却一直缺乏口述体纪录片的清晰定义。笔者认为，口述体并不同于口述实录或口述访谈，“口述体”源自20世纪60年代史学研究领域兴起的“口述历史”方法，是将纪录片创作者的潜在叙述与口述者的自我讲述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口述的方式挖掘个体的生动回忆，对官方的历史进行辅佐与匡正，以靠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自《电影传奇》之后，2010年，崔永元和他的口述历史团队制作了大型纪录片《我的抗战》。时隔一年，原班人马再次推出《我的抗战2》，将口述体纪录片创作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的同时也将对“口述体”的争论和研讨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我的抗战》系列再度引发对“口述体”的争议 　　《我的抗战》在制作过程中进行了大量为人们所关注的创新和探索。其最大特点是，以个人化视角带动宏大历史叙事，每一集都尽量用鲜活的个体叙事来结构全篇，通过引人入胜的悬念来强化纪录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以情节推进的故事化来吸引观众，将各种证据的碎片拼贴、建构成历史。拼贴和建构的过程中大多运用了“口述”的方式。以第十二集《反扫荡》为例，这一集着重讲述三个惊险的敌后斗争故事。本片从八路军文化干部朱韬老人的叙述开始，“黎明的时候枪声打起来了。我们知道村子里有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观众随之进入了当年的情境。 　　在这集的叙述中，时而是高度逼真形象的，比如历史图像的展示和朱韬老先生的描述；时而是高度抽象凝练的，比如木刻版画风格的情景再现；时而是高度间离的，比如第三人称低沉的解说；时而是高度温情的，比如背景音乐音效的配合。针对这些大胆的创新，有人开始质疑：以追求真实为宗旨的纪录片艺术性地讲起了故事；口述者在镜头前“表演”起来边唱边说；当事人可以自由出入三维动画里……人们愕然：究竟口述体纪录片有没有真实底线？纪录片可以使用三维动画？口述者的讲述是历史还是想象？是否可以运用自下而上的个人口述来重构历史的问题再次引发了人们的争论。 　　二、纪录片风格模式互渗的趋势和特点 　　尽管“口述体”在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中运用并引发讨论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如果还停留在“真实与虚构”的框架中进行分析，恐怕很难对这个议题有进一步的认知和判断。笔者认为，应当把“口述体”视为一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新的体裁模式，并将其放置于电视节目类型互渗的趋势和背景中去认识，从而判断“口述体”在纪录片创作中是否具有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研究口述体纪录片的类型特征，笔者借用美国纪录片学者比尔?尼克尔斯的类型学理论来探讨。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分成五种基本类型，即解释型、观察型、参与型、自我反射型和诗意型。从类型学来看，采访和口述是互动参与型纪录片的重要标志。在《纪录片的语态》中，这一类型被称作是采访引导或者基于采访的影片类型。与直接电影“墙壁上的苍蝇”理念不同，口述体纪录片不是躲在摄影机背后默默地等待和捕捉真实，而是强调 “刺激促成的真实”。口述者面对摄影机的讲述时空是现在时，而讲述的事件是过去的，纪录片的叙事是口述者“我”对摄影机和观众构成的“你”的主观描述。通过摄影机的客观记录，创作者的剪辑，展示过去事件的多元面孔。 　　纪录片是电视节目中一种重要的节目形态。它的模式特征在其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并使其区别于其他的节目模式。随着科技的进步，传播媒介及其制作理念也会相应发展。例如，对于约翰?格里尔逊最早提出的纪录片经典定义“对现实素材的创造性处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格里尔逊基金会理事布莱恩?温斯顿教授就做出了新的阐释。“creative”是艺术性，“treatment”是戏剧结构，而“actuality”则是纪录片最重要且最具决定性的证据与见证（evidence and witness）。而今，纪录片已同其他虚构类电视节目类型一样，进入了类型互渗、手法多元，节目之间相互借鉴、影响的阶段。 　　节目类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