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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摘 要：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关键词： 国民政府；农村控制；农民；权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4-0086-05 　　国民党自成立起，与农民的关系便极其微妙，既不能失去对农民的掌控，又需要农民的革命联盟支持，从而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对农村控制的方式。作为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几番革命的起落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与基层社会脱节、特别是没有与农民建立联系的弱点。他在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谈话中，曾提到：“中国强大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1]不过资产阶级的革命保守性使孙中山并不认同用暴力的方式领导农民与地主抗争，他认为应找到一种方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1]（527）尽管孙中山对斗争路线存有一定的保守态度，但他迫切希望建立国民党与农民间的联系，把土地交给农民，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改造国民党的群众基础的意见是合时宜、极具代表性的。遗憾的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高层对群众路线存在一些顾虑和政治疑惑，①并最终抛弃了这一路线。 　　经过军阀混战，到1927年国民党已掌控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从国民党推行的农业政策来看，充满了矛盾性，想建立与农民的联系，却又畏惧农民。在政策倾向和控制方式上仍以打压农民运动为主，努力恢复农村原有的秩序，权力的发展方向是向下的延伸与强化，以使国民党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建设一支强大??军队和一个足以严密控制社会的庞大的官僚机器。 　　一、基层政权的建构 　　在农村基层政权的建构上，国民政府基本沿袭了传统的农村治理模式，一方面实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全面推行保甲制度。 　　1928年9月国民党通过的《县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区，将区拟定为自治单位。“区置区公所，设区长一人，管理区自治事务，区长由区民选任，并由县政府呈民政厅备案，区公所得用助理员，辅助区长办理区务，助理员由区公所遴请区长委任之。”[2]形成了县级政权控制下的区―村（里）―闾―邻四级自治体制，后修改为区―乡（镇）―闾―邻，基本符合国民政府最初设立区级组织的设想。按照国民政府的设想，为了达到加强农村统治、征收财税的目的，区级组织直属县政府，须承担“统计人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而且要担负起建设近代文明基础设施的任务：如兴办教育、参与自治、多种经营，发展经济”。[3]因此介于县政府与基层农村之间，区公所在农村政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和半官僚性组织。尽管国民政府力图使区级组织正规化，但区公所里的主要成员多由地方豪绅充当或受其操纵，仍然避免不了基层组织鱼肉乡里、谋取暴利的种种弊端。例如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陕西和河南两省66个区长的调查中，拥有土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南方各省的区长也不乏大地主的例子。[4]他们利用征税的便利榨取钱财、剥削农民，已成司空见惯之事。 　　乡镇是国民政府最基层的农村组织，乡镇负有完成上级任务，征收赋税等责任。担任乡镇长的多是拥有一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农村封建势力，据1932年对无锡六个区乡镇长性质的一项调查，在235个乡镇长和副乡镇长中，大小地主占78.3%，富农占13.6%，中农仅占8.1%而已。乡镇长每户平均有地146.6亩，有地50亩以上的户数占全乡镇长户数的64.7%。[4]作为最基层的组织，国家正是通过乡镇政府建立了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县政府、区政府的政令均须依靠乡镇政府才能落实。 　　无论是区公所的成员还是乡镇长，都以“自治”之名把持着农村的实权，榨取民脂民膏。首先，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并将大部分土地出租给贫苦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其次，他们一方面领取薪金，另一方面利用职务之便向农民任意摊派，大肆敛财，获得大量的非正式收入。如河南辉县的第五区，区长陈?修任意摊派、勒索民财，全区全年派款达12万元左右。最后，以高利贷等资本形式，从农民身上吸血。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基础组织的乡镇长具有“地主、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特性”，这一点已被老一辈学者李珩先生论证过。在无锡第六区第七区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34位乡镇长中，有17位明确地知道是放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