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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视角浅析唐初在西南地区设立羁縻制度原因 　　[摘 要]唐朝建立初期，经济疲敝，百姓生活困难，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周边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威胁着中央政权。在西南地区存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吐蕃和蛮僚的强大威胁着新生的唐朝政府，而四川处于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缓冲地带，面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更好的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统治者实行了羁縻制度。本文试图从经济视角分析唐初统治者在西南地区设立羁縻制度的原因。 　　[关键词]羁縻制度；经济视角 　　羁縻一词首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1]（p2322）羁縻的本意为对牛马的束缚，可引申为怀柔、抚绥之意。自西汉以来，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府州与册封制和土司制三个阶段。[2]（p24）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这样说：“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3]（p1119）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对此大力发挥，把它概括为：“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方针。[4]（p35） 　　可见，羁縻制度是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它以“羁縻”政策为指导，以土官统治为基础，由少数民族的酋领世领其地，世长其民，对朝廷表示臣服，而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直接的管理，日常事务由当地的少数民族政权来实现的一种宽松的民族政策。 　　历朝历代都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唐朝初期，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生产，面对周边实力在不断增强的少数民族政权，唐朝在处理东北、西南、西域等少数民族问题，通过通使、和亲、册封和互市等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对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进行招抚，积极推行羁縻制度，从而达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目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唐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济凋敝，百姓疲敝，众多的地方割据政权也随时威胁唐朝脆弱的统治。首先，唐初的经济实力，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面对这些问题，统治者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这反应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主要是采取较为缓和的羁縻制度。其次，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使得统治者注重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物产状况以及人口等众多因素使得统治者注重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因此唐初在这一地区积极推行羁縻制度。 　　西南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气候温润，雨热同期，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优越的地理环境，是西南地区物产丰富的一个重要的自然因素。 　　在农业上：四川地区的开发较早，社会经济相对发达，部分地区处于成都平原，水利灌溉系统较为发达，使得成都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5]（p3134）农田水利发展迅速，许多的灌溉工具和水利工程也运用到了农业生产中。筒车在西南地区运用较为广泛，“川中水车如纱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泄水”。[6]（p81）这样有效的保证在旱时农业能够保收增收。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人陈子昂曾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7]（p673） 　　农业的发展，促进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得社会产品丰富起来，商业交换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相应的增加。“隋唐时期，由于全国统一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地区间的商品交流活跃，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非常多，主要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6]（p298）手工业也出现了地域的分工，四川的井盐也成为了市场上的热销产品。在社会文化用品上：“四川提供的纸张品种很多，有麻面纸、屑末纸、滑石纸、金花纸等十余品。”[6]（p299）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 　　手工业、商业的繁荣进一步促进城市大的发展，在农村，草市的兴起也是商业经济繁荣的表现，商业经济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唐代的草市都是因商业的需要在交通便利的地点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场，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就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区。如四川彭州唐昌县的建德草市，起初只是照顾来往而无处投宿的商人而建立的，后来则有旗亭、旅舍、房屋相连，货物中也有珍贵商品。”[6]（p299）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依赖于交通条件的巨大变化，唐时期，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通往全国的新陆路交通网，其中主要的干道其中就有西南道。水路通过长江水系可以顺利到达下游地区。同时“身毒古道”也经过西南地区，通过这可以到达印度。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文。富庶的天府之国孕育出了人们闲淡的生活态度。西南地区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