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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辑视角探析梁启超“新史学”影响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中国学者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史学界不断趋新的有益探索，都为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有益指导，主要体现在美术写作体例、美术史观和美术史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在梁启超及其所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民国时期中国的美术史书籍的写作与研究具有体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梁启超 民国时期 美术史书籍 美术史观 　　曹铁铮，天津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曹铁娃，天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博士；刘新民，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硕士。 　　天津市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民国时期天津教育家对美术学科建制的贡献研究”（A12004）阶段性成果。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为美术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渠道和物质保障，直接推动了美术史学的发展与传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民国主要出版机构中都专门设立了美术部门，由当时著名美术家负责编辑工作。1905年神州国光社聘请画家黄宾虹任编辑，1916年商务印书馆聘画家吴待秋为美术部部长，1921年黄宾虹转入商务印书馆任美术部主任，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聘请著名画家和美术史家郑午昌任美术部主任。入商务印书馆美术部工作的书画家也有很多，如著名月份牌画家杭稚英、何逸梅、凌树人等都曾在印书馆美术室工作过。民国时期公开发行的美术图书约有700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美术图书就多达160余种，美术史及美术理论方面的学术性著作占据多数。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17年，出版国内最早的美术史教材姜丹书的《美术史》，1918年，出版姜丹书的《美术史参考书》；1926年，潘天寿的美术史教材《中国绘画史》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滕固著的《中国美术小史》；1928年，出版陈彬和译日本学者大村西崖著的《中国美术史》；1933年，出版郑午昌《国画面面观》、傅抱石译金原省吾的《唐宋绘画史》；1935年，出版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和《中国美术年表》；1936年，出版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再版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7年，出版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8年，滕固主编的《中国艺术论丛》出版；1946年，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出版。这些书籍都是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对当时普及美术史知识、促进中国美术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美术史著述是古典形态或传统形态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学的转型时期，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滕固、傅抱石等美术史家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开创了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在美术史学转型过程中，梁启超及其倡导的“新史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自清末以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中国学者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史学界不断趋新的每一步有益的探索，都为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美术写作体例、美术史观和美术史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 　　一、对编著美术通史和美术史写作分期的影响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吹响了“新史学”的号角，梁启超在文中对旧史学加以清理，号召“创新史学”，希望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在梁启超看来，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章太炎持与梁启超相似观点，他看到梁启超论史学得失的文章，颇有同感，也有修《中国通史》的愿望，认为“所贵乎通史，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2]分别见于典制和纪传。在梁启超“新史学”的倡导下，改革社会面貌，振兴中华民族，富国图强，成为史学变革和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梁启超编著通史的理想受到美术史界的重视，辛亥革命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美术学校急需美术史教材，而传统的美术史书籍正如美术史家滕固所言“当做贵重的史料是可以的，当做含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是不可以的”。[3]民国时期一大批美术史学者投身于美术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为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认为中国前者未尝有史，即使搜求著史材料也很难。20世纪初期外来史籍的翻译与引进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梁启超率先将西方学者的世界史分期介绍到国内，并仿效其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梁启超将自黄帝到秦代划分为上世史，并称之为中国之中国，将秦代至清代乾隆末年划分为中世史，应为亚洲之中国，将乾隆末年以后划为近世史，称为世界之中国。这种系统明晰的分期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这一时期的史学通史著作基本上是使用外来的框架结构，填充本土材料，还有直接编译外国著作的，处于模仿阶段。同时期美术通史的编著也存在类似境遇。梁启超吹响的“新史学”号角激起了美术史家编著美术通史的热情。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