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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形成原因探究 　　【摘 要】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农民工的产生既有政策导向产生的原因，也受“三农”现实处境的客观因素左右。 　　【关键词】当代农民工；政策影响；现实处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乡村工业、城镇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为广大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的转移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因此，农村开始出现大量劳动力向农业和农村之外转移的现象，他们构成了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农民工群体或阶层。 　　所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到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亿，且每年以600万-800万的速度增长。从本质上看，农民工是工人的一部分，其同工人一样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为收入来源进行生产劳动。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人。其形成既有党和国家政策的原因，又有“三农”自身现实的原因。 　　一、政策原因 　　（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的流动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前，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被束缚在农村，难以产生流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宣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终结，集体劳动对人们的束缚得到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决策，长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决策，围绕着绝对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得以纠正，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农民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支配权大大提高，农民可以将土地转手承包给别人，而自己与土地相脱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终结则使得农村政治对人的束缚得以解放，这就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了条件。 　　（二）发展中心的转移产生的城市吸引力 　　随着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的提出并在深圳加以实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相继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发展，引进外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迅速扩大，我国经济摆脱了原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国外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落户这些地区，这就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大量的用工需求。农村中敢闯敢干的青壮年抓住机遇纷纷下海，涌入到沿海建设之中。为了加快中国发展，邓小平在1988年创造性的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在两个大局的引领下，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得到全国的理解和支持，沿海的发展蒸蒸日上，也使得更多的农村青壮年流入东部沿海城市之中。 　　（三）户籍制度松动为人口流动提供便利 　　长期僵化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和调整，特别是十六大以后，国家取消了城市对外来农民工，农业人口的设限的多种票证制度和收费制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渠道更加宽松。自此，城镇化步伐加快。到2007年，全国城镇化率达44.9%，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与1978年城镇人口17245万相比，纯增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3万人。在这部分城镇人口中，约有60%～70%是从农村人口中转移出来的，其中尤以18岁-45岁的青壮年为主，他们到城市就成了农民工。 　　二、现实原因 　　改革初期，农民成为最早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的群体，但以后随着改革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向中心和体制内的少数利益群体聚积，农民又逐渐成为利益相对受损者；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的“二元”特征更加凸显：一面是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繁荣富裕的城市社会；一方面是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相对贫困、市场越来略萎缩的农村社会。 　　（一）农村生产力低下 　　当今世界生产力迅猛发展，一方面，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继续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我们还要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尽管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胡锦涛又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