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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体系中心 　　从世界情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 　　印度洋是古今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关注但进入后其结局都不好的区域。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②的宏伟蓝图，研究并提出时限于2049年的中国印度洋的政策构想，对于中国平稳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是有益的。 　　“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范畴。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从分割孤立的角度来看海权问题，而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海权。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年，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是美国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发起者之一）的见解完全正确，他说：“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战争的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必须从所有战线的相互关系去考虑全部的战线。”③实际上陆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只是相对于海权体系来说，陆权因国家领土关系导致其分割性更大，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而言，海权关系要单纯一点，因为它所面对的主要是一望无际的公海。从经济体系上看，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历史就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④这时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与海权的联系更为密切。 　　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作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一个把世界地理纳入政治体系来看待的学者是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他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小于或大于整个地球表面。”⑤紧接着就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麦金德评论马汉的理论说：“这个单一连续的乌黑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1903年任《祖国的需要》杂志主编，后担任牛津大学地理委员会委员――引者）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⑥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中说：“目前由于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任何国家都处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能影响到遥远地区的实力关系，所以进行这种分析的地域单位必须是全部的地球表面。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⑦当然，在麦金德和马汉之前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这些都是近代市场经济，尤其是欧洲的市场经济走向世界舞台之后留给世界的重要的认识遗产。同时期的中国人的眼光还是区域性的，那时，我们更多的是从亚洲范围思考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太适应从世界体系思考问题。只是在一百多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眼光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战略思维、世界战略视野等概念这时也更多地进入政府文件，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⑧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更具划时代的意义。过去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场上看世界，现在是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这个思想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从“三个面向”到“两个大局”，中国人已经有了从世界体系看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如果从世界体系的思想提出问题，我们看问题、尤其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就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苏联早年也是从国内看问题，有事先看国内地图；后来随着它们的经济走向世界，政治家们就先拿起世界地图，从世界情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比如美国国务院所关注的多是其他国家外交部管的事。未来中国的学者乃至军人，也要学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 　　海权研究必须有世界体系的坐标，这样才能理解地缘政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