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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院发展及其与官学关系 　　[摘 要]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它历史悠久，对我国学术思想及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巨大。书院在两宋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北宋初年到北宋中后期再到南宋，书院在曲折中发展着，其与官学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书院；官学 　　关于书院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书院在宋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较长时间的繁荣。白新良认为：“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73所确考为北宋书院，317所为南宋书院，125所分不清属于南宋还是北宋只能统称为宋代书院，而唐五代只有70余所书院，不及宋代的1/7。”[1]总的来说，宋代书院与官学的关系经历了北宋初年的替代官学，到北宋中后期书院的沉寂，再到南宋书院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日益明显。 　　一、北宋初年：书院替代官学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秩序混乱，官学近乎废弛。宋初，朝廷忙于统一战争，无心无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地方官学几乎空白，中央的太学也很不景气。但此时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大批治国理政之才，因此，统治者大力提倡科举取士，增加取士名额。宋初诸帝重科举选材而忽视学校育才，加上学校教育只重经术教育，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就导致了宋初官学教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满足不了士人求学问道的欲望，官学教育与社会的需求严重脱节。这时候，士人纷纷学习前人，聚书山林，建院讲学。明代李东阳说：“书院之作，乃庠序之遗志，宋之初，学校未立，故盛行于时。”[2]朱熹在《衡山石鼓书院记》中提到：“予惟前代庠序不能，士病无所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江西之所。”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也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处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闭旷以讲授，大率多至十百人。” 　　政府因势利导，支持书院的发展。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在太宗至仁宗60多年间就有20余次。赐书者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赐太室书院九经”。[3]宝元元年“赐登封太室书院田十顷”。[4]北宋政府对书院的积极态度，使得书院获得了书籍、田地、院额，其办学条件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书院的声望、影响也提高了。这时期著名的书院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徂徕书院、睢阳书院等。这时的书院起到的是替代官学的作用。 　　二、北宋中后期三兴官学：书院教育沉寂 　　宋仁宗中后期政府已经不像开国之初，这时已经完全具备了再造官学的实力。“北宋统治者开始加强对教育方面的控制，逐步把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事业纳入服务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轨道上来。”[5]与此同时，官学自宋初以来与科举制度严重脱节，造成了人才培养与选拔的种种弊端。于是，自庆历四年到宋室南迁80多年的时间，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崇宁兴学。三次兴学采取的办法和措施都有利于官学的发展。如庆历兴学规定：应科举者需在官学读书三百日；熙宁兴学实施太学三舍法，一度以官学的考试生舍取代科举考试；崇宁兴学对地方官学有功者奖，兴学不力者罚。在三次兴学运动中，一批名宿硕儒先后被中央获地方官学聘任，主持获掌教于官学，如：胡瑗、周敦颐、二程、李觏、张载等，都先后在中央或地方官学任职任教，这就扩大了官学的影响，提高了官学声誉，吸引更多的读书人入官学读书受教。 　　此时，朝廷重在兴办官学，减少了对书院的关注。“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徙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迹于此遂废而不复停矣。”[6]三次兴办官学，对书院教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当时人眼里，各地应该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而官府将一些书院改为州学。例如学佑三年（1036年），朝廷批准衡州建学，当地政府就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7]有些书院则无人继承而遭废弃，“戚同文死后，其子孙便把屋舍入官，从朝廷那里换取官职而不再长守山林”。[5]就连宋初四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在大兴官学运动中也收到了巨大的冲击。绍圣四年，岳麓书院差点被该作鼓铸冶炼之所。官学实行“三舍法”后，在岳麓书院外设湘西书院，实行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的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依照太学生舍之法以积分高等逐级递升。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岳麓与州学的“合而为一”。在“三学”中，岳麓书院位同上舍，是潭州地区的最高学府。“这说明书院对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已高居州学以上，反映出书院在替代官学过程中，已经形成自己的长处，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官学所无法替代的优势。”[8] 　　但是，这时的书院大部分是受冷落的。王?在《游鹿洞记》一文中说：“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北宋书院并未“尽废”，数量依旧有所增加，但确实是沉寂了。 　　三、南宋：书院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教育 　　南宋开创了书院历史的新纪元，出现了书院建设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