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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志愿女杀手和虐待狂 　　[摘 要]在纳粹党创造的极权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极端偏执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矢志不渝的听从纳粹党的指挥，盲目的相信纳粹的蛊惑。他们认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所有的低级种族和有遗传缺陷的人应该“被进化”，监狱看守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其中不泛众多女看守，她们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男性看守。这些女性的行为体现了她们一以贯之的纳粹思想。 　　[关键词]纳粹党；女看守；集中营 　　在纳粹当政的12年里，有成千上万名德国妇女（1）应聘到集中营和死亡营担任狱警、看守、监工、秘书、医生和护士。部分“雅利安”血统的女囚也被委以“重任”，担任女舍长或女囚头。还有一些妇女嫁给党卫队官员，并依靠其丈夫的权威，成为集中营的实际“女主人”。这一特殊妇女群体无论职务大小、身份高低，都掌握着攸关在押人员命运的生杀予夺大权。不少人也积极参与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计划，疯狂地虐待和屠杀囚犯，行径恶劣，罪恶累累，其凶残甚至远胜于男性凶手，以至于在集中营和死亡营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人们还是幸运的，没能遭受女魔头的虐待。”（2） 　　然而，在二战后审判当中，受到应有惩罚的德国妇女屈指可数，数量有限。在战后初年战胜国的审判中，只有19名女性被判有罪。在后来两个德国的审判中，另有29名女性分别被判监禁3-5年至终生。其他“纳粹女魔”均被释放，逍遥法外。 　　与之相应，有关纳粹德国女性犯罪行为的研究也相当薄弱，学术性著作寥寥无几。雷娜特?维格豪斯（Renate Wiggerhaus）、古德龙?施瓦茨（Gudrun Schwarz）、伊尔姆特劳德?海克（Irmtraud Heike）、约翰娜?朗格菲尔德（Johanna Langefeld）、丹尼尔?帕特里克?布朗（Daniel Patrick Brown）和温迪?罗沃（Wendy Lower）可算这项研究的开拓者（3），但其著述也多为单篇论文、个人传记和资料汇编，大部头的综合性著述依然阙如。 　　2011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德斯普兰斯市奥可通社区学院历史教授温迪?阿德勒―玛丽亚?萨蒂（Wendy Adele-Marie Sarti）发表《妇女与纳粹――1933―1945年纳粹当政时期种族灭绝和其他犯罪的执行者》一书（4），填补了有关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并为新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温迪?萨蒂教授花费10余年时间，利用档案文献、审判记录、个人陈述和幸存者访谈等大量一手资料，对多罗特娅（特奥多拉）?宾兹（Dorotea（Thodora）Binz）、胡安娜?鲍曼（Juana Bormann）、赫尔塔?波特（Herta Bothe）、赫尔米娜?布朗斯坦纳（Hermine Braunsteiner）、伊丽莎白?福尔肯拉特（Elisabeth Volkenrath）、伊尔玛?格雷泽（Irma Grese）、希尔德加德?赖歇特（Hildegard Laechert）、玛利亚?曼德尔（Maria Mandl）、伊尔莎?科赫（Ilse Koch）、伊尔莎?洛特（Ilse Lothe）和赫尔塔?奥伯霍伊泽（Herta Oberheuser）等11位犯有严重罪行的前女看守进行了深入考察，不仅充分揭露了她们的犯罪事实，而且还导致其犯罪行的原因和动机作出了深刻剖析，说明了她们为什么会对与她们同样性别的女囚和那些无辜的孩子如此狠毒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温迪?萨蒂指出，在战后受到审判的时候，这些妇女几乎都矢口否认任何指控，不认为自己有罪，声称她们只是奉命行事。这种说法纯属托词，因为有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她们是完全自愿而不是被迫虐囚、屠囚和参与大屠杀的。 　　首先，这些妇女都是主动申请到集中营工作的，是自愿成为看守的，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威胁。其次，她们在集中营中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处置囚犯。再者，不少人表现积极，不仅“认真”履行职责，还千方百计讨好上级领导，超额完成从囚徒中挑选“适合的”人去服劳役、充当实验品和进入毒气室的任务，努力争取获得奖励和提拔，有的女看守也真的因为其残暴行为而获得了相应的提拔。凡此种种都是不容否认的铁的事实，女凶手们“奉命行事”的托词纯属推卸责任，掩盖罪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社会阶层，普遍受过教育，在成为女看守之前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神志清楚，没有受到不良情绪困扰。有的原本温良贤淑、温柔可爱，根本不是天生的凶手。有的貌若天仙，楚楚动人，初看起来也不会让人与邪恶凶残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羞辱、折磨、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时候，她们又无所不用其极，手段非常狠毒：动辄抽打、放狗撕咬、开枪射杀囚犯，就连生病的人和儿童也不放过，惨遭杀害的无辜者不计其数。她们还在囚犯身上进行化学和生物学试验，对囚犯实施性虐待，利用带有纹身的囚犯人皮制作灯罩，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