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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商一体化及其对封建经济强化 　　[摘 要]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执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不少官员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从事商业，成为“绅商”。商人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插手政治领域，干扰国家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总之，在明代后期官僚与商人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深刻地影响着明朝政治经济的走向。再次探讨官商一体化，希望对当今官商分离政策的长期落实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一丝警示作用。 　　[关键词]官商一体化；生产方式；政治依附性；强化；封建经济 　　明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朱元璋四品以上官员不得经商的祖训也早已被人遗忘，官商的壮大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逃避国家赋税、恶化官场风气、以及破坏正常的经济市场秩序。各大商帮势力日益扩大，在朝中也培养了一批利益代言人。可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并没有冲破封建经济的桎梏枷锁，官僚地主阶级却借着这个势头渗透到经济领域，反而给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带去了新的活力。或许中国封建制度特有的“弹性”才是阻碍生产方式的真正原因。 　　一、“绅商”的形成及其危害 　　明代官员为何热衷商业？从多方面看，除了当权者的贪欲外，明代薄俸制与中期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促成了“绅商”的形成。明朝是封建社会中俸禄最低的朝代之一，朱元璋深知官员贪污腐败的危害，便实行薄俸制度。该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薪俸远低于前朝，西汉时丞相岁食万石，俸钱六万，而明朝正一品才“月俸米禄八十七石”（岁俸1044石）[1]（卷八二《食货六》，P2002）。二，取消职田，明朝初年“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但没过多久，“令还田给禄米”[1]（卷八二《食货六》，P2001）。三、折支发放，洪武时期“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但永乐时期“高官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十之六、八，……每米一石给钞十贯”[1]（卷八二《食货六》，P2003）。在明初官员已经入不敷出，正史中“卑官日用不瞻矣”和“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的记载看来不假[1]（卷八二《食货六》，P2003），不少官员铤而走险，故贪官越杀越多。 　　明初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重义轻利思想仍然盛行，但自明英宗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思想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般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嘉靖隆庆年间，“但从一些史料记载所透露出来的经济发展信息来分析，似乎可以追溯到更早一点的成化、弘治时代”[2]。经商日趋普遍，“本末”观念也发生动摇，《歙县风土论》记载“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也。商贾既多，土田不重……高下失均，锱铢共竞”[3]（卷三十《歙县风土论》）。许多思想家也开始重新审视商业，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也越来越受大家认同，商业愈发兴盛而逐利攀比之风也开始盛行。 　　明代官商一体化就是在不合理的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形成。它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的稳定，阻碍了晚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 　　（一）败坏盐法 　　盐税是明朝第一大税种，可走私现象伴随着整个明朝。藩王、外戚、官员也开始私自奏讨盐引，而且大都“强中强支”，甚至夹带私盐一同贩卖。成化年间，“富人吕铭等托势要奏中两淮存积盐，中旨允之……盐法之坏自此始”[1]（卷八二《食货六》，P1938）。织造太监崔杲竟也“奏乞长芦盐一万三千引”，户部也只能“以半允之”[1]（卷八十《食货四》，P1939）。随着弘治年间“叶淇变法”的出台和运粮的成本不断加大，运往边关的粮食越来越少，但盐引愈发愈多。同时还出现了“抢盐的事件”，盐价也时高时低，可见“开中法”已经败坏。 　　（二）滥设官店 　　官店是明代官府或势要之家开设的店铺。永乐时官店在征税的同时也和塌房一样做为储货之地，也经营利润丰厚的行业，尤其是“从景泰初到明末，官店经商取利的性质越来越明确”[4]。见有利可图，权贵之家也纷纷奏讨，而且官店往往依靠权势拆毁民房建店，例如大太监江彬“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1]（卷三百七，《佞?传》，P7886）。此外这些官店还任意拦截商贾，恶意科索征税，打击中小商人。 　　（三）高利贷资本 　　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催生高利贷资本的繁荣，大商人、官员、外戚都参与了进来。明宣宗的丈人会昌伯孙忠就令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民，规利数倍”[1]（卷三百，《外戚传》，P7667）。官员也往往凭借资本和权力采取了更高级的放贷方式“典当”。而官商的当铺利率很高，故意低估当物，以次充好。高利贷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中小商人与农民的破产速度，加剧了社会矛盾，对流民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走私经济 　　明代走私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东南沿海地区，浙江巡抚朱纨为官清廉，一心“欲为国家杜乱源”严格执行海禁命令，却“为势家构陷，朝野太息”，发出“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的悲鸣[1]（卷二百五，《朱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