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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高校大规模扩招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摘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发现，建国以来我国三次高校大规模扩招是特定国家治理结构、意识形态与政策范式等制度环境约束下，关键行动者在关键时期采取特定行动策略的产物。通过关键行动者、外部环境或关键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高校扩招呈现出“自上而下”与政府主导的“单向管控”逻辑。高校自主权的缺失与自律意识薄弱、民间社会发育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分析市场或思想市场的“排他性”等因素使得扩招决策往往受制于国家意志的诉求而严重忽视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高校招生的制度逻辑从“单向管控”向“协商互动”转型。 　　关键词：高校大规模扩招；历史制度主义；高等教育治理；单向管控；协商互动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61-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规模时而剧增或剧减，时而渐增或略减，呈现非常态性增长。在建国60多年里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扩招与三次大规模的扩招。两次较大规模的扩招为1983年至1985年，1983、1984、1985年的招生人数分别为3910、4750[1]、6192万人[2]，增长率分别为2413%，2148%，3036%，至1986年略有回落；第二次较大规模扩招为1992年至1993年，增长率分别为2165%[3]，2253%[4]。而更大规模的扩招则出现在1958年至1960年，1978年，1999年至2005年这三个时段 （1952年招生人数的增长率为5205%，由于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1952年的高校扩招也具有明显的恢复特征；1956年招生人数的增长率为8879%，具有和1958年“大跃进”的相似特征，因此1952年和1956年的大规模扩招不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自1999年至2005年的教育大扩招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如此大规模的扩招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扩招背后遵循怎样的制度逻辑，为何会在建国后出现三次如此大规模的扩招，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 　　历史制度主义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其兴起晚于新制度主义的其它两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批判吸收，成为一种“整合理论”。从方法论上来说，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整体主义，倾向于宏观层面的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个人主义，适合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修正的个体主义，强调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辩证发展及历史的视角研究制度的演化，适合在中观层面上做中长期研究[5]。 　　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围绕着稀缺资源展开竞争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政治的核心。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相比较，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相对明显的四个特征[6]或核心观点是：第一，倾向于使用“算计”和“文化”两种途径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相互关系。个人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在策略性算计的基础上同时受到个人世界观所限制，而制度为个人的行动提供了道德或认知模板，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其他行动者现在或将来行为的确定性程度。第二，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强调权力和权力游戏中的非对称性关系，认为制度给予了有些集团或个人接近决策过程的更多的机会。第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突出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认为从过去继承过来的既定环境因素将会调节某一运作性力量所发挥出的影响，其中制度因素的作用最为显著。强调了现存制度所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和无效率现象而并非将制度设想成具有某种目的性和效率性。第四，认为制度并非产生政治结果的惟一因素，在进行研究时尤其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如观念信仰、社会经济发展等整合起来。 　　作为长时段的制度变迁，中国建国以来出现三次大规模高校扩招都有着特定的制度逻辑，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可以考察中国高校三次大规模扩招背后的深层机制以及关键行动者在关键时段或“机会之窗”开启之时的行动策略。 　　（二）分析框架 　　丹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者尼尔森（Klaus Nielsen）教授在豪尔（Rosemary C. R. Taylor）和泰勒（Peter A Hall）的基本观点上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支撑历史制度主义的四个新的理论支柱[7]：制度的形成时段，即找出前一个关键节点所在的时刻，确定应当追溯的、对当前的进程或事件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历史时段的长短；正反馈的条件，即导致路径依赖的高昂的固定成本、协作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实际发生过程；复制机制，找出是什么原因保持了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和稳定；自我强化过程的中断，即新的关键节点的形成和制度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