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13.pptVIP

对批评的回应 内格尔 提出：效能、效率和公平这“3E”的传统目标。他认为，效能指多种备选公共政策获得的利益；效率指在获得利益时保持成本的降低，其测量方法是用收益减去成本或者减去涵盖个人、群体或地区的最高成本。他认为这些亦应该通过作为高层次日标的“3P”——公共参与(public part似pation)、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程序化的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来进行平衡。公共参与是指由目标群体、普通公众和其他相关的利益集团参与决策；可预测性涉及决策问题，其他人遵循同一标准也能作出相类似的决策；而程序化的正当程序或程序公正意味着那些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人有求助于其他申诉渠道的权利 政治性公共政策 林恩(Lynn，1987)和德利翁(deLeon，1997)等学者提出一种较灵活的方法来研究公共政策。在这种方法中，政策制定被视为是一种政治过程而不是一种狭隘的技术过程。政策制定不涉及特殊的方法论，而是涉及如何适应并学习以对政治和组织环境施加影响。公共政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考虑高于一切的过程；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过程，因为“公共行政人员是在三种限制中追求他们的目标，这些限制包括：其所处的外部政治环境施加的限制；其所在的组织施加的限制；以及由其自我个性和认知方式施加的限制”(Lynn，1987，p．42)。有效的公共政策管理者不是技术专家，而是： ●为其组织活动确定可理解的前提； ●对重要的战略性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确认并集中关注那些对组织雇员有意义的话动； ●始终关注并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以促进目标的实现，无论这种机会是有意识创造的还是意外获得的； ●有意识地将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作为领导和施加影响的工具； ●在个人资源的经济构架中实施管理，以控制目标的努力程度和目标的实现程度。 因为管理者自身的职位处于一系列相关联的事务之中，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工作；他们必须获得实际结果，否则就会遇到麻烦，因此任何实现目标的手段都必须加以考虑。 霍格伍德和冈思模式 九步骤的政策过程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是“混合型”的，也就是说，它们既可以用于描述，也可以用于规定。其模式为：(1)决定做出决策(问题调查或议程设定)；(2)决定如何决策；(3)问题界定；(4)预测；(5)设定目标和优先权；(6)选择性分析；(7)政策实施、监督和控制；(8)评估和检查；(9)政策维持、延续和终止。 这不是一种典型的模式。虽然其根源可能是理性模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跨越了两种早期建立的政策类型。的确，霍格伍德和冈恩认为，它们的方法所关注的“既包括技术的运用，也包括政治过程”(Hog—侧od and Gunn，1984，P．6)。他们赞成“以过程为中心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的政策分析方法”。政策分析首要的是“确定所分析问题的特征以及问题所处的组织和政治背景，而实际的特殊技能则是第二位的和次要的”(Hogwood and Gunn，1984，p．263)。这被看作“是对政策过程的较明显的政治方面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它们”(p．267)。因此，他们的模式可能更加现实和有用。 这两种公共政策视角的主要差异在于其赋予政治过程的作用不同。政策分析是从一系列的备选方案中寻求最佳答案，并且可任意运用一系列的统计工具。政治性公共政策则是从倡导的意义来看待信息；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从诸多的观点中可以得出使人信服的例证，并将这些例证纳入政治的过程中。 结论 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是公共部门管理的一种方法，由于公共行政增加了较复杂的经验主义分析形式，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从业余化走向专业化。引入经验技术无疑是传统模式的一个进步。新公共管理则是将分析技术兼收并蓄，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和一门独立的学科。 公共政策的文献“过于关注政策决定以及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广泛过程，而对这些过程中组织机构的管理者的实践和作用重视不够” 。不论信息质量如何，政治官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必须基于政治意愿的不断变化进行决策。即使作出的决策与最严格、最严谨的经验主义分析相反，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它的合理性。 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一直保持成功的一个方法是它们为其他类型的经验主义分析铺平道路，尤其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 我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科学决策 1.对理性决策方法的运用: ①坝址的选择 专家们经过勘查和研究，曾提出过两个坝区即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在这两个坝区中共提出15个坝段方案，其中南津关坝区有5个坝段，美人沱坝区有10个坝段。经过初步的分析比较，从两个坝区中各选出一个较佳坝段，再来进行对比分析。 南津关坝区选出了南津关坝段，美人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