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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的转变 浅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的转变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和影坛知名的电影大师，陈凯歌的名字，是和中国新电影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截止到《梅兰芳》，陈凯歌已经创作了11部影片，他把对电影的思考和探索投射到银幕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电影文化品格。 陈凯歌出生于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自小便感受着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嗜好读书，为他日后的电影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少年时代他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在动乱的环境中，他承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严峻的生活条件下日渐成熟起来，开始认真思考民族的文化性格，思考复杂的人性。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过程中，他与同学们一起接受思想解放运动和西方电影艺术的文化洗礼，在古今中外的电影发展历程中寻找电影的真正含义。在各种思想激烈的冲突和融合中，他产生了对电影的独特见解，担任导演后着力追求影片的深层文化蕴含，以冷峻的反思、浪漫奔放的激情为世界瞩目。在陈凯歌的电影中，不管是镜头的运用、色彩的渲染还是场面的调度，都凝聚着强烈的文化韵味。从对古老农耕文化的思想寻根、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到对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剖析、对商业文化的融会贯通，文化元素贯穿陈凯歌电影创作的始终。甚至有人称陈凯歌为第五代中最具文化功底的电影导演。但陈凯歌式的文化路线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陈凯歌电影的自由和想象，以至于后来他的多数影片往往理性与感性难以融合，甚至在一些商业电影中也因为加入了一种难以被观众消化的陈式“内核”而饱受质疑[1]。 陈凯歌电影中呈现的精英化与大众化不断冲突的现象在最近几年尤为明显，特别在《无极》公映之后，各种正面与反面的评价如雨后春笋，也引起了文学界与电影界的广泛讨论。本文从陈凯歌电影从精英化为内核，然后转变到商业化的转型过程，深入分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转型所折射出来的电影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启示，同时希望能对陈凯歌电影的专门研究予以填充。 陈凯歌电影的精英化路线 （一）精英化路线的形成过程 陈凯歌的父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陈怀皑，母亲是电影文学编辑。他从小便感受着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嗜好读书，热爱古典文学。他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提到：“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写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按，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只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 [2]古典诗词教育虽然没有使陈凯歌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却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化气质。诗性气质成为他电影中区别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文化特质，以至于有评论家称陈凯歌为“诗性少年[3]”，称他的电影为“少年的诗章[3]”。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陈凯歌与同学在接受西方最新电影理论的同时不断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重新认识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他们在学习与吸收的过程中产生了对中国电影传统主题、方法与表现形式的不满和反叛，从认识电影本体的基础上探索电影创作。82年毕业以后，社会和时代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将理论和抱负投入电影实践中去的好机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接轨的时期，国家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加大了关注度，几个电影制片厂都允许他们自由拍摄，不必担心经费问题。这个时期，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等刚踏出北影大门的年轻人，以火山爆发的形式，创作了一部部中国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让世人耳目一新的实验性影片。他们打破中国影坛的传统格局，以现代意识、艺术形式、主体意识等方面的创新宣告了一个紧随世界电影发展步伐的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全新的一页，被称为“第五代导演”。正式这样的成长环境，铸就了陈凯歌在电影创作初期追求精英化人文化的风格。 （二）前期作品精英化思维的极致运用 在陈凯歌追求精英化的阶段，共创作了四部电影《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在这些作品中，陈凯歌“提出并探讨某些重大的人文主题”，“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追溯这种生存状态积淀的文化传统，在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拷问。政治批判的锋芒常常在刻意营造的视觉造型和声音造型中寓以复杂多变的涵义，直接用镜头或镜头段落作哲理性思辨。” [4]陈凯歌在这些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独特经历，用独特的视角展示民族艺术，故被视为“精英式”文化。 1、《黄土地》运用色彩和构图凸显人文情怀 《黄土地》注重色彩表意作用，突出了构图对内涵意义的凸显，并寓影像的背后以文化意味的寄托。在片头中，落日时分的千沟万壑、从空空的山梁上走来的顾青，几个近乎“呆照”式的画面反复叠化着。在这里，陈凯歌通过对新的电影摄像技巧与创作观念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