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乐处”对苏轼行为处事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docVIP

“孔颜乐处”对苏轼行为处事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是传统文人的代表,他既有强烈的政治进取心,更有丰富的文学创作,“乌台诗案”是其一生进取转退的分界点。从谪居黄州开始,其早期“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一步步冷却,而渐趋于“性命之忧”。然而与一般士大夫遭贬谪之后显现的愤懑忧虑不同,苏轼被贬黄州,在经历过初期的失落之后,更表现出一种乐观通达。对他这种身处困厄之境却依旧怀有积极的姿态,有人解释为其政治热情减退后,由儒入佛入道,看破世事,自求达观。但是,正如李泽厚先生在论述“儒道互补”这一命题时所说,“庄老道家毕竟只是知识分子所找到的幻想的避难所和精神上的慰安处而已,他们生活、思想以至情感的主体,基本上仍然是儒家传统。”[1] 　　作为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苏轼自然也摆脱不了这颠扑不破的框架,儒家思想始终存在他身上并发生作用,只是”乌台诗案“之后,其用世思想隐退,而体现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后者。更为重要的是,源于先秦,在宋朝被新儒家再次提出升华的“孔颜乐处”对其行为处事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孔颜乐处“的意蕴 　　“孔颜乐处”这一概念最初是在二程回忆其师周敦颐时提出的,曰:“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2],这说明作为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很看着“孔颜乐处”,因此经常让学生思考,撇开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重视,我们先从先秦儒家着手,了解“孔颜乐处”最初的意义。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3]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4]《论语》中这两条语录的重点在于颜回生存环境的恶劣———陋巷、箪食瓢饮,但后面紧跟“乐”字,就使两句话的意蕴发生大变化,且将主要意思集中在“乐”上。孔子称赞颜回虽然身在陋巷,只有粗茶淡饭但仍然不失其乐,这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富贵安乐是人之所欲,但颜回却身处贫困而不失其乐。同样是在颜回不与众同,贫困中自得其乐这个层面上,孔子给予赞赏。贫贱而不失其志不失其乐,反安然自守,这是被周敦颐称为“孔颜乐处”的主要内容,它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引导,教人超越物质条件的贫乏,获得精神的快乐与升华,不汲汲于富贵名利。联系孔子一生的遭际,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遭受许多挫折,不但得不到诸侯王的任用,有时甚至还要受到别人的嘲笑,楚狂接舆和五谷不分的故事是最好的说明,但是面对这些艰难挫折,孔子依然不改其志,继续游历,以期重用,正是孔子自身的遭遇使得他对颜回的处境与行为深有同感,即而大加赞赏。可以说,孔颜乐处是儒家积极追求现实进取之外的另一条处世之道,当儒者在进取之路上失意和穷困潦倒时,还可以退回来,自守其志。这也就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 　　《论语》之后直至唐代,未有人再论述“孔颜乐处”,其原因盖为汉朝以后读经解经蔚然成风,儒者只是在经典中寻求微言大义以及对世道人心有教化作用的内容,而对“孔颜乐处”这样具有人性关怀的观念置之不顾。至韩愈提倡“道统”,李翱主张“复性”,儒学才渐渐回归于对人之心性的关照。但是于韩愈,孔颜乐处却并不是他所同意与赞赏的,在《闵己赋》:“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时势而则然;独闵闵其曷已兮,凭文章以自宣。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固哲人之细事兮,夫子乃嗟叹其贤。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有至圣而为之依归兮,又何不自得于艰难?……聊固守以静俟兮,诚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这首赋的大致意思是说颜回不过一穷巷陋士,于人无益,于世无补,孔子称赞是由于自己不能达成志向,遂转而求精神胜利。虽在陋巷箪食瓢饮,却可以安神养年,并且有圣人可以依靠,没什么艰难的,反观自己,“欲为圣明除弊事”却无人赏识与爱怜。其中表现的是一种由羡慕到愤懑哀怨的感情,且对孔颜乐处不屑一顾与自身的经历和处境有密切关系。 　　到了北宋周敦颐,他“返回到《周易》,建立无及而太极的宇宙论体系,这成为其修养论的理论根基,而其人生的精神诉求就是在《论语》那里找到渊源的孔颜乐处,达到与道为一的精神和乐世界。”[4] 　　面对孔颜所乐何事,周敦颐的回答是:“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5] 　　这即就是说,颜回追求的是“大道”,因此对世俗的富贵贫贱安之若素,处之若一。后来,程颢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又说“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历来的学人都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孔颜之乐”的精髓,那么,圣人之道是什么?我们认为,是不耽于贫困安乐而自守其志,追求一种精神及道德上的完善和超越。因此可以说,孔颜之乐并不是对现实存在的执着和占有,也不是单纯简单的心理体验,而是一种精神、内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