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精神对于构建当代高校中文专业教师人格启示.docVIP

“东坡精神”对于构建当代高校中文专业教师人格启示 　　[摘 要] 在社会转型时期，苏轼人格能启发高校中文专业教师直面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思想冲击，正确利用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运动，建立一种兼容并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为克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生虚无感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东坡精神；辩证；批判；虚无；包容 　　当代高校中文教师既是传道授业的职业人，又是研究和传播文化价值的人文学者，长期有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但在如今社会转型时期，在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中却遭遇了尴尬。一方面，他们希望像传统文人那样既能参与政治运作，又能维系文化价值，身兼两任，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代言人和中坚力量。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利益的深刻调整，他们的政治文化地位一再被边缘化，不再是文化的主流，不再拥有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权力，不再扮演社会精神领袖，不再引领时代文化的潮流，再加之工资水平差强人意、稿费过低、出版困难、职称压力等，因此容易产生一种自我角色的不认同感，个别人会人格封闭自卑，消极处世、随波逐流，甚至产生人生的虚无感，导致他们对学生的精神影响力不够。从思想根源看，这些表现是对现实与理想冲突（或曰“反差”）的一种应激和调适，都缘于自身缺少一种对现实和理想（或曰“自我”）的批判精神、博大的胸怀和战胜现实困境的勇气。 　　笔者认为，高校中文教师构建和谐人格，可以从苏轼的“东坡精神”获得启示。因为苏轼与当代高校中文老师同样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同样遭遇现实和人生诸多困境，他虽然自嘲“一肚子不合时宜”，但他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1]，他所体现出来的“东坡精神”兼具“进取有为”与“随缘自适”，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睿智、透脱与深邃，是后人心目中最感亲切的中国士大夫形象，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度、兼容、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优质人格中获得如下启示： 　　一是辩证批判的自立人格。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苏轼是不合时宜的。他一方面期待在政治上能够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清醒地与当时的党争保持距离，对社会时弊嬉笑怒骂、揭露批判，无论与王安石的“变法派”，还是与司马光的“保守派”，都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可以说，苏轼是一个“异端”思想家，在政治上必然极端失意。但苏轼能够辩证地审视和批判现实和自我，比如，前《赤壁赋》中“苏子”与“客”关于“变”与“不变”的互相纠正的对话，《定风波》中关于“怕”与“不怕”的自问自答，《浣溪纱》中关于时光能否倒流的矛盾心态，《和陶诗》中关于求“闲”求“适”与不闲不适之间的相互劝慰与自我暗示，作者在作品中分身为一个“主体的我”与一个“客体的我”，一个“旷达”“通透”，一个“失意”“执着”，二者相互说服相互劝慰，站在辩证批判的高度来审视生活中的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那个阶层，并从中看到了现实人生的荒诞性和喜剧性，从而具有了一种清醒澄明的人生视境。尤其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他的人生发生了重要转折。如果说在黄州以前苏轼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讽刺和攻击他人的诗作较多，那么黄州以后的苏轼着力于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自嘲成为了苏轼的一种拯救人生的哲学方式：“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2]。苏轼就是一直用不断的否定和置疑试图还原生活本来的“真”，并在怀疑世界和自我省察中走上一条寻求世界和自我和谐相处的新路。在人格构建中，高校中文教师应该从苏轼的批判人格受到启发，把自我边缘化的处境看成是幸事而不是灾难，坚持自己纯批判的立场，坚持自己非功利的理论研究，不希冀做一个时代英雄精神导师，勇于批判与自嘲，时刻保持清醒，用人文主义去抵抗拜金主义，用人文精神去打败功利主义，用清静淡泊去消除浮躁主义，以乐观旷达的精神面貌面对清贫，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是异质共存的包容情怀。社会转型时期，价值体系全面重构，人们由此产生历史不认同感和个人价值的缺失感，人与自然、与社会的矛盾对立更加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与争端是每一个学者所要面临的人生课题。苏轼虽然深受传统儒家“以德为怀”和道家齐物论的影响，提倡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和静态消除对立的价值相对论，但也敏锐觉察出这些古典静态的方式毕竟是理想主义，儒家的“以德为怀”虽然胸襟博大，阴阳和合，但却使世界变成一个相对单调的世界，庄子的齐物论虽然充满诗意的雄辩，却没有一个王朝将其视为圭臬，因为一个齐是非、等万物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苏轼提出了一种新的协调矛盾差异的方法――相噬为志。所谓“相噬为志”，就是“噬非其类而居其间者也”，即矛盾对立的几方形成一种以相互之间的敌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