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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马斯符号系统嬗变 　　摘 要：本文通过对格雷马斯符号系统中的行动元理论和符号矩阵的语义学讨论，结合行动元理论与符号矩阵的中的重复或不足之处，尝试建立一个立足于结构主义叙述学范畴下的符号立体矩阵模型，进一步对结构主义叙述学进行发展和开拓。 　　关键词：格雷马斯，符号系统，立体矩阵 　　格雷马斯是著名的结构语义学研究专家，他将文本的意义问题作为对结构主义叙述学研究的起点，他的符号理论系统和皮尔士的三分法符号及符号象似性理论系统、索绪尔的语言能指-所指符号系统、艾柯的“可视-交往”一般符号学理论并成为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四大系统。其中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主要由“行动元理论”和“符号矩阵”构成。 　　在《结构语义学》一书中，格雷马斯提出“行动元模式”理论，认为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任何叙事文本中的人物及其变体都可归纳为六种角色，经过调整，组合为三组关系，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动者①。这三组关系在具体的事件中构成了两个轴系，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中的客体为中心，另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反映于辅助者和反对者的关系为模型。这个行动元的双轴图式②是这样的： 　　这个双轴图式是对普罗普的七个行为范围的一个简化，这三组关系作为对立的行动素，几乎可以产生出任何故事中的所有角色，格雷马斯更加强调这三组行动素之间的关系。 　　但在此图中，我们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主体与接受者，客体与发送者是重合的”③。此外，在这个双轴图式的“发送者―客体”中，这两个行动元组合成为了一个行动元。在“发送者-客体”关系中，这其实是一个符号在历时性范围下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但为什么只在这段关系中符号的意义可以生成，而在其他关系中，符号的意义很难生成呢？ 　　格雷马斯符号学理论的另一个结构是“符号矩阵”，这个结构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命题的理论，也是深受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在研究叙事文本的深层关系时，经常会产生很多有效的效果。在这个结构里，包括着四个行动元，他们分别是“A”“非A”“??A”和“非反A”。这四个行动元以两条基本的逻辑贯穿其中：对立和否定。格雷马斯在“符号矩阵”中告诉我们，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是需要被确认和明晰的，就是“实体的对立面和对实体的否定”。 　　反A是A的对立面，作为最基本的叙事元素中产生矛盾和冲突关系的两面，这最基本的对立关系“A-反A”可以在故事中很好地提取出来。但是，对“非A-非反A”的关系则很难分析清楚。 　　有时“非A-非反A”的关系可以是“行动元模型”中的“辅助者”角色（甚至可以是“非A-非反A”合二为一）；而有时候“非A-非反A”的关系又可以是“旁观者-参照者”。（所谓“旁观者”，是整个叙事过程中不影响叙事剧情推进的人物）而“参照物”则是作为包括但不限于“A”“非A”等人物的一个可供标尺的人物或者物品。“非A-非反A”的关系还可能是这种模式――“参照者―旁观者”。“当然，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在找不到矩阵中的某一元时，有时也会把作者放上去”，从这里就可以得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更多的可能下，变成了一个结构游戏，让人不得不陷入到固定的“四元对立”结构中去。 　　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里的关系有时会出现多个符号指向同一事物，“符号矩阵”里的关系则会出同一符号指向多个事物，当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理论都会有所局限性，但在理论构建模型时，出现这样的重复指向，似乎在说明，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简单的符号理论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时代变化而形式不断多变的叙事作品。 　　所以笔者以格雷马斯符号学理论为基础，以“行动元模型”和“符号矩阵”为蓝本，尝试构建出新的矩阵关系，笔者称之为“立体矩阵”。 　　在这个“立体矩阵”中，笔者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人物角色的关系，以格雷马斯对普罗普31种“叙事功能”的简化为六种角色为基础（即“支持者、承受者、主角、对象、助手、对头”，也有版本写为“反面角色、施予者、助手、被寻者和她父亲、送信者、英雄、假英雄”）进行了布置，同时也兼顾到了深层主题结构的问题，以及表层叙事和深层叙事的干涉问题而构建出一个立体矩阵。在该“立体矩阵”中，首次引进了小写的“a”，作为与大写的“A”相“对应”（超越格雷马斯的不是“对立”就是“否定”的关系）的关系进行分析；在这个“立体矩阵”里明确了“非”和“反”的界限。 　　下面笔者将就此“立体矩阵”进行阐释： 　　该立体矩阵总共有八个符号元素，分别是“A.主体（主视角）”“反A.反对体（对手）”“a.协助体（助手）”“反a.阻碍体（打手）”“非反A.核心体（主题）”“非A.旁观体（观测者）”“非反a.实现体（行为）”“非a.参照体（关键道具）”。 　　其中，前四个元素组成的面称之为“基本叙事面”，这个“基本叙事面”完成了对整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