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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当代价值 　　摘 要：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精神空虚和社会道德危机，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强势回归。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改进道德教育方式、弘扬中国价值、实现精神富有等方面的价值凸显出来，成为新时期我们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中国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274-02 　　“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小悦悦被碾压致死”、“郭美美炫富”、“地沟油”、“李刚门”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无情地冲击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性本善及天理良知的思考。困惑中的人们，在对心灵进行了无数次拷问之后，终于重新发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所在。 　　一、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路径 　　此起彼伏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暴露了我国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衰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古人对其生命价值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是我们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路径。 　　在传统中国的精神世界里，儒家既是一种文化或哲学，也是一种信仰和宗教。其伦理道德既是社会规范，也是教义法则，既不离人伦日用，又庄严肃穆，使人有敬畏之心。与西方人将注意力放在对来世的追求或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上不同，中国人信仰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践行化育天下的王道使命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人们以孔子为楷模，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动指南，明确了个人对家庭、社会及国家所负有的责任。 　　近代以来，儒学教育从主流道德领域撤退，使国人丧失了宗教及教义，没有了敬畏之心，也丢掉了社会责任心。在文化、意识形态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开始滑向无追求、无信仰的深渊，精神生活一时没有了皈依。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修养之学。冯友兰先生讲：“道学（宋明理学）从人生中的各方面阐述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归总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人，一个是怎样做人。道学是讲人的学问，可以简称为“人学”它所讨论的大概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例如，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1]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丰富道德教育理论及其思想，给深陷茫然之中的人们以心灵依靠，并重新唤醒其对良知、良能的信仰，对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改进道德教育方式的有效途径 　　市场经济使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发现传统教育模式难以满足人们的现代性需要后我国开启了教育改革进程，开始强调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及其自由选择权力。这相对于从前僵化的应试教育方式确实是一种人道主义进步，但是其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却也是灾难性的。网络信息时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大门向所有的授众同等敞开。在这种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学生既有接受社会主义道德的权利，也有接受资本主义道德的自由，既可以随便怀疑主流道德价值的正确性，也可以任意挑战老师及家长的道德教化，这就意味着集体主义不免遭到摒弃，自由主义可能大行其道，道德教育不免成为侵蚀社会主流道德的洪流，道德教育者可能沦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在历史上，荀子为了“化性起伪”，而主张性恶论。“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孟子虽主张性善论，但也认为人应该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保持善良的本性。宋明时期，张载讲合内外、同天一，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讲致良知。理学家们同样强调通过后天修养，实现人性之善。可以说，注重人性修养是中国伦理的基本精神，是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立论基点。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人由于必须满足其身体的需要，所以，欲望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社会化的人，实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自然人向经济人、政治人转化的过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剔除人的自然性，但可以通过道德教育抑制其不合理欲望，最大限度地引导其走向节制、正义与勇敢，使其符合人类的道德审美。恩格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加强道德教育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恩格斯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吃喝玩乐、骄奢淫逸是人的欲望使然，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这决定了人性至善，只能靠后天的教育和修养，得以实现和维持。 　　在道德教育中一味强调学生主体地位及其自由选择权利，很容易走向放纵。道德教育肩负着教导人明礼向善的特殊使命，必须注意方式、方法的适用性和正确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有很多可供当今道德教育借鉴的方法。譬如：因材施教，即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