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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与阐释知识分子身份转变 　　【摘要】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是鲍曼后现代理论的核心议题。鲍曼认为知识分子的形成、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与启蒙运动时代。他将知识分子的身份划分为立法者与阐释者两种理想类型，通过对知识分子两种身份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义务以及所处境遇的分析，来阐释和认识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 　　【关键词】鲍曼 知识分子 立法者 阐释者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齐格蒙特?鲍曼依据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承担的社会角色和义务，将现代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命名为立法者，该角色负责对社会权威性话语的构建；将后现代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称为阐释者，他们负责进行解释性话语活动，防止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发生意义的曲解。鲍曼认为，将知识分子的实践划分为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模式，不仅是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实践的相关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更重要的是为了“表明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①。 　　知识分子的现代起源 　　鲍曼回顾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起源，对知识分子能够进入社会话语领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从来就有的，知识分子能够占据社会话语的霸权，与统治阶层的权力结成联盟这一现象，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与启蒙运动时代的立法运动。 　　首先，知识/权力共生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教士―思想者与普通信徒的对立中。鲍曼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保尔?雷丁的研究成果来佐证知识/权力的共生，雷丁将原始社会的居民分为两种基本的性格类型：一种是教士―思想者，另一种是普通信徒。对于普通信徒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宗教现象的效果，而教士―思想者则关注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两者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是因为原住民对生存斗争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怀有深深的恐惧，宗教阐释者“通过逻辑深入偶然性的表面的深处，以使这种偶然可以被预知”②，于是，宗教阐释者对事物和事件探讨的“逻辑”很快被原始居民称为“知识”，这也成了他们消除恐惧、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唯一力量。宗教教义对现实/未来世界的阐释强化了作为知识拥有权和解释权的教士群体，他们成为早期社会知识的垄断者和发言者，知识与权力开始结合起来。而人类在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伴随新问题的产生，知识与问题陷入了“一个无限的、自我推进的、自我扩张的进程，这一进程使得‘知识/权力’的关系成为一种无限的自我生长的机制”③。鲍曼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更多的不确定性被创造出来，更多的恐怖被引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而普通人如果不求助于并接受教士的帮助，就无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事务，所以，教士与普通者之间存在永恒的隔阂，两者形成了一种依赖型的对立关系。越能增强普通民众对于不确定性的感受及其无能为力的感觉，就越能凸显教士、宗教者之类的知识专家的权力，最终就越能巩固和扩大民众对专家的依附性关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生机制就越能得到保证。可见，知识与权力的共生现象是在知识专家―普通民众的对立关系中产生的，最早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教士与普通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其次，知识分子的形成、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均始于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概念早期是“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④。这些群体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封建制度的批判者和理性主义的急先锋，他们因为知识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成为社会公民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同时，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和派别，使得知识分子的概念超越了不同的学科旨趣和宗派主义，知识分子终究成为社会的一种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结盟也随之展开，知识分子对公共道德责任和公民共同权利责任的承担有着一种先天性的自觉意识，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⑤，这种实践将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知识分子因为承担了公共道德维护和国民权利保护的职责，注定该群体必须超越对自身狭隘的专业、学科、职业的局部性关怀，将眼光和视野投放至真理（truth）、判断（judge）和时代之趣味（taste）的广泛社会性问题中，因此，知识分子“始终意味着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邀请人们加入到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中来”⑥。 　　在分析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中，鲍曼认为在启蒙运动时代，“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才获得真正意义。在鲍曼看来，启蒙运动是一场国家扩张权力管理社会的造园运动：第一，国家限制并收回了由教会履行的上帝照看子民的牧羊人权力，扩张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的相关职能，政府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统筹规划和社会治理；第二，利用“知识”的真理和“知识分子”的威权，设计了监管社会公民的规训机制，用于规范和调整臣民的社会生活。在这场运动中，统治者为了建立和维持秩序，为了寻找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他们将一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