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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是无法被永远欺瞒(访谈) 　　傅小平：在我的感觉里，你是一个“大块头”杂家，但凡你有精力，几乎看不出你没涉及的，就门类来说，诗歌写作、理论研究、各式翻译，一样都不落下。怎样做到杂而不乱？我们知道翻译和写作，或许谈不上有大的冲突，不过理论研究是怎么兼顾的呢，这三者之间怎样相互影响和碰撞，也就是说“炼金术士”必须也玩得平衡木，你是怎么协调的？ 　　马永波：我从80年代末开始比较有规模地翻译东西，起先的出发点仅仅是出于好奇，为了给自己的写作开阔视野，打好基础，也有对已有译本不那么信任（不是说全部都不信任，那样就抹杀了其他翻译者的贡献）的缘故，说句不好听的话，看不好的译本就像喝别人喝进肚子又吐出来的酒。翻译与写作是互相生发的关系，翻译让人深入，让人安静，有助于培养自己的定力，也有助于磨练语言，保持语言的敏感。我的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文化上面，比如英美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生态文学、经典著作，其他有一些传记、社科方面的翻译。至于研究，我尝试结合自己的写作，其实翻译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写作的，应该说我的诗学理论是从我的创作中生长出来的。阶段性的成果积累为三部专著，涉及领域为中西比较诗学、美国后现代诗学和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翻译消耗精力比较大，今后会缩减一些，把力气合理分配。最终目标是将三者打通，建立自己的本体论诗学体系。 　　傅小平：同样，你在翻译上也是散打家。诗歌、小说、散文、理论都有涉及，而且翻译的作者对象也不同。我们知道一些老翻译家，多半找跟自己气味相投的某一个作家来着重进行翻译，翻译的同时，自己也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你的翻译惯性，会不会将自己陷入泥沙俱下的险地？ 　　马永波：小说翻译得少，偶尔译一些新鲜的，主要还是诗歌和有关诗歌的文论。诗歌翻译方面，大型的选集做了四个项目，也就是《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和《英国当代诗选》，这几本书呈现了英美后现代诗歌比较完整的面貌，我更重视其资料价值，注重国内首译。翻译也是个神秘的差事，我想做的事情，只要我心里念叨着要做，过几年总就有机会了，很是奇怪。后现代诗歌这块，还要继续做些工作，也许有机会会集中在少数两三位诗人身上，或一个流派上面，比如纽约派，是我最喜欢的。 　　你说的翻译惯性我不大明白究竟指什么，如果你指的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这是我不能苟同的，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要知道我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都远离文坛，不与任何人功利性的交往，处于一个封闭而安宁的环境中，除了散步也没有什么其他嗜好和娱乐，大量的时间用于读书思考和写作，在别人忙碌闪亮功名的时候，我在潜心于写作与翻译，自然积累了一些成果。而且，文字工作有其特殊性，一旦你真的进入了，语言感觉有如神助。比如阿什贝利最著名的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我用了一周多时间就翻译完初稿，但是你不会知道，我接着付出的是连续失眠五天的代价，他的高智力的压迫，虽然没有压垮我，我战胜了这个亲爱的敌人。那些每天自称只翻译几百字，然后东张西望，东敲敲西摸摸的工作方式，我认为纯粹有懒惰成分在作怪，那样搞法文气能顺才叫怪呢。我写诗歌也很快，《再卑微的存在也妄图建立自己的秩序》近四百行，就是中午吃饭前直接博客上写了一半，吃口饭，完成下一半。不是非写不可时我一个字不动，所以到现在我积累了三万行诗歌。翻译也是如此。我未出版的翻译著作还有十几本呢。 　　傅小平：你自己感觉最满意、最看重的是哪方面的翻译？翻译哪一位，国内或国外诗人、作家的作品，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此对你个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吗？（在诗歌界，你是第一个把语言大师阿什贝利的诗歌介绍给国内读者的翻译家，并被大家认可，是阿什贝利的第二副嗓子。同时我也发现，你的诗歌气场跟阿什贝利极其相似，请展开谈谈）翻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永波：我主要还是一位诗歌翻译家，自己也最为看重这个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阿什贝利，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的翻译并没有在表面上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那应该是在思维方式或诗学理念上面，比如这个阿什贝利。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起就和外来影响难脱干系，现代那一块自不待说，就说当代，朦胧诗和王家新和黑大春与白银时代，臧棣与奥登，欧阳江河与布罗茨基，女性诗歌与自白派，莽汉与垮掉派，口语诗与布考茨基……基本上汉语里重要的诗人都能找到他们隐秘（对不熟悉外国诗歌的人而言）的西方诗学资源。我自己和阿什贝利、毕肖普、希尼，甚或整个的美国当代诗歌，也有某种关联。有时我自己也在思考，到底从中吸收了什么，我想还是其开放性和活力本身，而不是风格与语言技巧。大师的精神可去领受，大师的语言风格最好不要去学，人的生命质地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如何在文化旅行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突出中国经验，是不容忽视的方面。简单地说，阿什贝利的解构性写作所带来的万物平等观，与我的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