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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文学创作中“移情” 　　摘要：“移情”作为审美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现象，在文学创作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本文对“移情”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情况作了一些探析，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创作 移情 物我交融 物我同一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关于“移情”的定义，19世纪德国美学家费肖尔认为，移情即“人把他自己外射到或感人到自然界事物里去”，以造成“对象的人化”。另一位德国美学家立普斯认为，“移情作用不是指的一种身体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面去”，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在对美的对象进行审美的观照之中，我感到精力旺盛，活泼，轻松自由或自豪。但我感到这些，，并不是面对着对象或和对象对立，而是自己就在对象里面”。而朱光潜先生则认为：“所谓‘移情作用’（Einfhlung）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品）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 　　对“移情”的涵义可以有多种解释，但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移情是审美者在情感的强烈作用下，通过主体意识活动，把自己的情趣、性格、生命、能力等主观拥有的东西外射、移注给观赏对象，使原本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事物变成有生命、有情感的物体，同时审美者自己也由于受到这种错觉的影响，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物我同一的境界。 　　“移情”现象作为审美过程中一种独特的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焕发出诱人的魅力。当作家们登高望远，凝神观赏时，或触景生情，融情于景，或睹物感怀，托物言志，或情溢于中，意与象通，均能产生移情现象。此时，在作家的眼中，山欢水笑，草木含情，万事万物都变得可亲可爱。作家们沉进一种物就是我、我就是物、物我一体的幻景中，从而创造出一批又一批熠熠生辉的文学作品来，给人以美的享受诗词中的移情可说是比比皆是。《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等等。在作家们的笔下，杨柳可依依惜别，花鸟也感时溅泪，山水与人亲近，红豆也能相思。移情在诗词创作中取得了最佳的艺术效果。 　　散文中的移情主要表现在情与景的统一上。王夫之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巧者则有景中情、情中景。”王国维亦曰：“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将自然景物人格化，能收到言不及情而情益增的效果。如朱自清写梅雨潭的绿：“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幻想呀。……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人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在作家的笔下，梅雨潭的绿水犹如美丽的小姑娘，包含着无限的情意。这种拟人化的写法，使物我交融，形成醉人的境界。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亦有同工异曲之妙：“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忽尔远逝，往来盒乎，似与游者相乐。”水中游鱼亦感染了游人之乐而与游人同乐，不愧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劳伯特?费肖尔认为“移情”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魅力，这是因为首先从审美的角度看，当作家们全神贯注地观察欣赏某一事物时，深深受到对象的感染和打动，“把自己完全沉没到事物里去，并且也把事物沉没到自我里去：我们同高榆一起昂然挺立，同大风一起狂吼，和波浪一起拍打岸石。在这种同喜同乐同哀的境界中，作者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陶醉，作品也因此显示出委婉含蓄、隽永深远、清意绵绵的艺术效果。其次从阅读者来说，它顺应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愉悦感心理，更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情趣，人们更乐于接受。当人们看到作品中红豆相思，花鸟溅泪，一切无情的东西都变得通人性，懂人情时，本身也会受到感染，从而得到极大的满足，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然而移情的产生，并非无缘无故的，它必须有如下几个因素： 　　其一，作家心中必须饱含激情。里普斯认为：“一方面，在我们心灵里，在我们内心的自我活动中，有一种如象骄傲、忧郁或者期望之类的感情；另一方面，把这种感情外射到一种表现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对象中去。在这对象中，精神生活正确无误地找到了它安顿的地方。这说明，作家必须热爱生活，胸怀激情，方能沉醉其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一个对生活冷漠无情，对外物熟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