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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政策初期上海经济管制影响
金圆券政策初期上海经济管制影响 摘要:金圆券政策,作为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最后挽救经济的方式,未能挽救国民政府在大陆政权的颓势,而上海则是蒋经国治下金圆券改革最为彻底的城市。金圆券改革政策,其弊端的突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以工商业人士和普通市民为代表的城市中下阶层对于改革政策的反应,也有相应的转变。 关键词:金圆券; 限价; 经济管制; 工商业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金圆券政策,为中华民国政府于1948年至1949年一系列经济金融财政改革方案的代称,出台有其特殊背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更加严重的是,由于日军占领,来自大城市和口岸的关税、商品税收入大量丧失,而这些税收收入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极大,一度占到80%。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国民政府使用大量垫款来填补赤字(下图示为国民政府1940年至1948年财政收支及赤字列表),法币由此大量发行。抗战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内战,则让局面并未得到改观,为维持内战所需大量军费,法币依然严重超发,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急剧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内增幅近100倍。与此同时,政府库存的黄金、外汇等却都没有实质的增加,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来源:Andrew Chung Huang,“The Inflation in Chin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62,No.4(Aug.1948),pp.562-575 至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币值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原先的流通货币法币。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当年早些时候通过并公布实施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权为依据,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并于10月又制订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以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而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及金融中心,其对金圆券政策的态度、反应与最终实施所取得的成果,直接关系到该政策的成败。 在8月19日国民政府实施的财经改革措施中,除发行金圆券外,在经济管制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为实施限价(简称“八一九限价”)。依当日发布的《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的第13条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各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①两天后,行政院又通电各省市政府:“即日起各地物价务必以八月十九日之当地市价为最高价格,如发现不肖商人有玩法故违情事,应予严惩,勿稍宽纵”。②9月16日行政院颁布的《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实施办法》再次重申:“全国各市县均定为实施限价议价地区”,“全国各地物品应由地方主管官署按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当地市场公开交易价格,照兑换率折合金圆后之交易价格为准”。③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实施经济管制,在行政院之下特别设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由行政院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8月21日,又以总统令的形式在该委员会之下设置三个督导区,即上海区、天津区、广州区,其中上海区由俞鸿钧任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任副职,实际执行工作由蒋经国及其亲信主要承担。虽也有官员反对限价措施,但“实际上在财政方面并无权力”,④不敢与蒋经国公开对抗。 在财经改革措施刚施行之际,工商界对紧急处分令寄于良好的愿望,表示拥护:“吾工业界甚愿参加经济政策之决定与其实施”。8月26日,蒋经国召集市军警及金融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宣布8月27日起对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及各种物资、金银、外币移动等,均须验明证据。经检工作由蒋经国统一指挥执行。紧接着上海市工业会和上海市商会于8月29日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财经紧急措施》,指出抗战胜利以来因通货增发货币,币值日贬,以致物价高涨,给民生造成莫大痛苦。认为此次改革币制,确具极大决心,发行货币有限额,准备受监理,过去使物价波动的病根已经除去,工商界要摒绝自私心理,侥幸心理,竭诚拥护。9月9日,上海市工业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做出决议,拥护政府改革币制政策,通函各会员公会、工厂将所有黄金、美钞、外汇一律缴送中央银行,并要求凡缴送者须通知工业会作登记。9月24日,上海市工业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工业协会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响应勤俭建国运动的号召,并通电本会各业公会一致响应。⑤ 但经济形势没有按预期方向发展,特别是在限价上,弊端逐渐显现:成品限价,工业原料、燃料却未限价,政府原先声称的配给原料或补贴也未能兑现。⑥据上海区棉纺织业公会的资料,当时上海市内29家纱厂中,减工9家;棉纺厂商中有布机设备者,减工7家;毛纺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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