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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视野中文艺与市场 文化不应成为自由市场上随意叫卖的商品，而应成为统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向善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当下文艺与市场关系的思考。而从历史上看，在文化市场化更加完善和历史更加悠久的西方，对市场的批判声音存在了几乎上百年之久。文化的市场化和世俗化是在西方宗教和宫廷文化衰落的大环境下初露端倪，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全球。 阿诺德与莫里斯 　　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社会主流思潮崇尚的是倾向于市场的重商主义，文化个人创作开始变成工业化的标准制件，作品变成包装过的商品被投入市场进行交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英国社会阶层严重分化的19世纪中晚期，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把英国分成三个文化阶层：第一个是依仗祖先遗产衣食无忧的贵族阶层，他称其为“野蛮阶层”（Barbaric）；一个是只重视商业利益的庸俗中产阶级，阿诺德称其为“庸俗阶级”（Philistine）；另外一个是人数最多的普罗大众阶层，阿诺德称其为“大众阶级”（Populace）。在这个大环境下，阿诺德认为文化艺术过度市场化，会造成社会认识出现异化和撕裂的现象―“野蛮阶级”和“庸俗阶级”把持大部分古典诗歌、油画和雕塑等物品的所有权，用以标榜自己的显赫社会地位，相反大众阶层则因为经济能力的限制而被古典文化拒之门外，从而造成了文化享受权利的不平等。阿诺德认为，文化不应该成为自由市场上随意被叫卖的商品，而是应该成为统一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共同向善的生活方式。 　　在阿诺德看来，回归宗教传统美德，普及古典文化是挽救英国文化和促进英国社会和谐的药方。在今天的角度上看，阿诺德的愿景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意味，而在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这种反中产阶级“庸俗”商品化的文化思潮与马克思理论的结合，则带有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比如左翼运动思想家，活动家和艺术家威廉?莫里斯把社会阶层的文化品味分化归结为文化产品机械化制作的后果。作为设计师，莫里斯主张生活用品和设计品回归手工制作，认为只有手工制作和自主设计，才能释放普罗大众的想象力，从而打破垄断了文化生产资源的大资本家的审美控制。作为一名左翼艺术家，莫里斯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自给自足，人们不受资本和市场的制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文化艺术生活。莫里斯设计的自然植物墙纸备受当时作家王尔德的审美主义思潮影响，传达出一种反思现代化、反机械化和反中产阶级商品化的返璞归真怀旧思潮。 　　然而，这种强调手工制作和前工业时代风格的设计思路很快证明走不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生产模式成本昂贵，不仅普通工人阶级没有闲暇时间自己动手创作，而且还反倒成为了当时有钱人和中产阶级玩赏的一种文艺风潮。更加重要的是，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普及，文化艺术的传播手段和范围远远超出了阿诺德和莫里斯的文化理论批判射程范围。20世纪初新兴的文化艺术载体，例如电台广播和电影，让普罗大众更加容易接受文化产品，然而由于其广泛的传播特点，这些当时新兴的文化传播载体很快成为市场资本的瞄准目标。 英国新左派 　　在英国，出身于工薪阶层的文化评论家和左翼政治运动家理查德?霍加德（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开始用理论机器批判电子媒介文化传播的市场化问题，成为新兴学科―文化研究的重要创始人。霍加德在其名著《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ry，1958年）中，用翔实的语言描述了工人阶级自发组织的文化生活（诸如矿工工会组织的合唱曲目等），以及他们以阶级文化来凝聚阶级社区的团结；而后在第二部分分析了英国战后兴起的大众文化杂志、大众电影和电台流行曲广播等文化现象，从而得出市场资本操控下，主流大众文化一步步破坏工人阶级的文化自主生态，把本来已经弱势的工人阶级推向更加没有主动性的消极位置。 　　英国新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则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年）中延续阿诺德“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理念的同时，试图打破其“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并且使用大量的社会学调查数据来剖析“文化”在英国过去200多年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具体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威廉斯认为技术进步在表面上给受众带来文化的普及和相对更多的选择，但是实际上由市场资本决定的各种文化产品的分门别类，注定了市场化的文化创作倾向文化生产要素中的资产一方。威廉斯反对把文化放入“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位置，认为那些随着经济和技术进步文化也会随之进步的观点是过于单一的。他强调在市场支配文化制作的情况下，电视、电台和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视觉通常以统治阶级角度看待社会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