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落于宿命意识中生命.docVIP

陨落于宿命意识中生命 　　摘 要：宿命意识渗入作品是整个文学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意识体现，它的存在使作品具有了永恒不衰的艺术魅力。中国现代作家曹禺的《雷雨》和当代作家余华的《活着》两部作品表现他们对于生活和命运的种种态度，同中存异。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比较解读，和两位作家形成同异性宿命论根源的浅析，以期对作品共同魅力有所揭示。 　　关键词：宿命意识 悲剧 死亡 道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曹禺和余华虽分属于不同时期的作家，但是宿命意识却无声无息地在民族群体的深层意识中根植，这使得他们作品的灵魂中，不约而同地呈现了相似之处，并且集中表现为死亡阴影下的悲剧意识。当然，宿命论的形成包含了历史、社会、个人等诸多因素，两位作家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从民族的角度出发，也使他们作品的审美价值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同。 　　一、从死亡和悲剧意识中看宿命意识的相似性 　　所谓宿命意识，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即“一切事物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令人赞叹地关联着的――不过不是按照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非令人赞叹的），而是按照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形循环来关联着。”[1]曹禺和余华在创作的过程中都致力于表现一种宿命意识，而将死亡作为悲剧的载体和宿命的最终结局。其相似性则为对宿命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抽内在象理解的共同认识，集中表现在《雷雨》和《活着》两部代表性的作品中。 　　在《雷雨》中，剧中的人物身上具备并延续着人类共同的美好期望――生存，并且一切努力和挣扎只为让自己更好地生存。封建大家族的族长周朴园在侍萍出现后，却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狠心地赶走她；繁漪在郁热和躁动中，将活着的激情与希望寄托在周萍身上；周萍，是《雷雨》中集各种矛盾与纠结于一身的个体，在和繁漪乱伦后难以承受内心的煎熬，而将自私地想将四凤占为己有，只为平复难以摆脱的罪恶；四凤、周冲与鲁大海也在欲望中煎熬。不难看出，尽管处于不同的目的，但是每个人都在同时做着同一件事情――挣扎。而让人意外的是，最后活着的是最没有希望的鲁妈和繁漪以及悲剧的缔造者周朴园，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残忍的。相信周朴园都没有料到，最后会落到“众人皆疯我独醒”的状态，不免让人觉得造化弄人。宇宙无法抗拒的规律和命运的捉弄是曹禺先生笔下的罪魁祸首，生存的困境、死亡的必然、未来的难以把握也得到了作者高度的关照。 　　《活着》是余华转型后的第一部作品，相比于前期作品，《在细雨中呼喊》中的那种部落式的群体生存状态，在《活着》中的福贵身上被传奇化。与周朴园不同的是，福贵并不是悲剧的缔造者和权威的象征，作为宿命论者的他，也是命运中的弱者，和妻子女儿们一样，都被命运无形地“欺凌”“践踏”着。在一次偶然的死里逃生中，他终于顿悟了“回家后的日子苦是苦，过得还算安稳。”可是命运并没有放弃这个老实的可怜人儿，女儿失声，家珍患病，是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庭再度遭受摧残。最终，福贵和他的“福贵”共同回归于“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土地，幻化为宇宙所赐予的生命的符号。我们不禁感叹：死去是一种宿命，活着仍是一种宿命。 　　二、不同时期作家宿命意识相似性形成的根源 　　曹禺和余华在创作中所蕴含的宿命意识却是两位作家的作品在岁月的长河中遥相辉映，除了作家生活经历等一些个人的因素，其中也蕴含着一切历史与人文文化方面的必然。 　　首先，在历史关照下，宿命意识形成是一种必然，因此宿命论不仅仅单纯地表现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否，还可以表现为一种历史的意识。众所周知，道家创始人老子曾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顺应自然的这一说法是从古代文化中传承而来。庄子和老子具有同样的思想精华，强调一种“无为而治”，“顺应天命”的思想，这种不可抗拒性都要求人类以通达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正是道家这种超然的态度和哲学态度，影响了后代许多作家，在彷徨于进退与挣扎于无助之时，意识到生生死死最终都会归于天命，形成一种宿命意识。 　　《活着》和《雷雨》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对这种超然的命运观进行哲学的概括与阐释。在《雷雨》中，每个人都是出于“郁热”和“躁动”的状态，力图达到个人的解脱。最后的结局却预示着任何的反抗到头来只会加速自己的毁灭，正如老庄所言，一切人为的抗争最终都归于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的死亡，从来处来，到去处去。而相比于燥热的浮动，《活着》则偏于平静和悲凉，家族经历的“鸡长大变成了鹅，鹅变成了羊，羊变成了牛”的过程，到最后福贵则是“牛变成了羊，由羊变成了鹅，鹅变鸡，最后连鸡都没有了”正是余华对一种客观规律的最通俗的诠释，正应了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同时，在《活着》中，还体现着道家的“福祸相依”的思想。在这里渗透着余华对世界的态度和理解，叙事起伏中隐含着一种理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