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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民俗文化融入青年女犯思想教育路径研究 　　摘 要：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事象，具有丰富的教育内容。湖湘民俗文化蕴涌绵延于湖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承载着浓郁的湖南人精神。将优秀的湖湘民俗文化引入青年女犯的德育教育中，发挥其所蕴含的巨大文化资源对于青年女犯改造的独特优势，有助于实现“以文化人”、“文化兴监”，推动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湖湘民俗文化；女犯；德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268-02 　　一、湖湘民俗文化中蕴含的德育资源 　　（一）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爱国”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抱负特质。湖湘民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之后，胡安国和胡宏父子、王夫之、夏汝弼、管嗣裘等湖湘人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民族矛盾的激化，汤鹏、左宗棠、郭嵩焘等广大湖湘有识之士临难不屈，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国赞歌。女犯德育过程中充分开发这一资源，可以激发女犯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形成爱国、爱民、忠诚、守法的公民品德。 　　（二）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奋斗”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意志品质。湖湘文化土壤上成长的一代代湖湘人士，从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到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樊锥，再到陈天华、彭超、易白等近代湖湘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坚守着敢为人先、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和百折不挠、愈挫愈坚的拼搏精神。挖掘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湖湘文化精神，有助于纠正部分女犯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不良心理，形成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健康心理。 　　（三）淳朴厚德、经世致用的重义精神 　　“重义”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个性特征。近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一批湘籍经世派人士脱颖而出，无不展现出湖湘人厚德重义的个性品质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格。从魏源的“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划”， 　　到黄兴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之超然态度，再到陈天华、姚洪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等勇敢尚武，舍身为国，都是“重义”精神的精彩写照[1]。女犯德育过程中深入挖掘这一资源，使女犯学会用正义和包容之心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造生活，形成崇德、尚德、重德、厚德的良好品格。 　　二、青年女犯的犯罪现状与德育素养缺失之分析 　　（一）犯罪现状实证分析 　　随着近年来青年女性犯罪率的日益上升，监狱在押青年女犯数量不断增加，如何有效改造青年女犯逐步成为监狱教育改造罪犯的新课题。2013年底，笔者在某省女子监狱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对青年女犯（从1980生到至1996年出生的罪犯）从案由、刑期、文化程度和成长环境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对收回的共132份有效答卷进行了统计分析。 　　1.从数量上分析 　　数据显示，被调查的132人中青年女犯有58人，接近总人数的43.94%，其中“80后”女犯（80年至89年出生）56人，占42.42%；“90后”女犯（90年至96年出生，不包括未成年犯）2人，占1.52%。 　　■ 　　2.从案情上分析 　　调查显示，青年女犯多为短刑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居多，两个“90后”刑期均未超过五年，其中一个因盗窃罪入刑一年半。犯罪类型以涉毒类最多，将近总人数的一半，其次财产类，表明该类罪犯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基本特征，对其改造难度势必增大。 　　■ 　　（二）德育素养缺失实证分析 　　1.从文化程度上分析 　　整体上看，青年女犯学历状况偏低，远远低于社会同龄平均水平。突出表现在58人中，仅有1人为大专学历，而小学到初中学历有26人，占总人数近一半。 　　2.从成长环境上分析 　　调查发现，女犯以农村青年为主，双亲家庭居多。完整家庭的情况下，青年女性的犯罪比例为何如此之高，值得深究。通过对案卷分析和与女犯个别谈话，发现主要有几点原因：一是留守儿童成长后踏入社会无所事事，误入歧途；二是家庭关系不和，父母对子女忽视教育，孩子在不和的环境中成长形成对家庭和社会的叛逆；三是父母教育手段极端化，与孩子沟通不畅。 　　综上可见，青年女犯入狱前，在其心理发展期和生理上的急剧变化期，大多缺少完善的学校教育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学历、学识有限。入狱前她们在社会上拥有的实用知识较少，也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面对名利、金钱、爱情等诱惑时，她们不能坚守原则和立场，进而逐渐丧失道德底线，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入狱后她们也大多不能适应监狱改造环境，心理上产生极大的压力与挫折感，行为容易出现偏执、懒惰和好斗等特征，对其改造难度较大[2]。 　　三、湖湘民俗文化德育资源对青年女犯的教育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青年女犯的文明习惯 　　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很多青年女性走上犯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