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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苍凉舒缓挽歌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于2008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用20多万字的篇幅，以一天（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为叙述时间，以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为人物活动空间，通过叙述人“我”，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讲述了最后一个游猎民族――鄂温克族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如评论家所言，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这部意图建构少数民族史的主题宏大的作品，并没有拘泥于繁芜的史实资料之中，情节也没有显得剑拔弩张，相反整部作品情节舒缓，文笔轻盈，似吟唱一曲苍凉而忧郁的挽歌。小说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作家的写作愿望：“建构一个现实中的虚构世界”、“我只是写我最想写的、我心目中的理想小说。”①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题材的新颖、语言的精妙、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文本内容由这个古老民族的原生态生活交织而成，这种生活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浓郁的民族性，沿袭许多汉族没有的民间习俗，如分食动物前的祭祀活动、祭火神仪式、篝火舞、风葬仪式等，这些习俗与大自然一起构成了鄂温克人的生命存在。作者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过滤掉其中蛮荒和残酷的一面，拾取和放大诗意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苍凉忧郁的氛围。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日常生活描写带给读者新鲜、神秘的体验，充分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当然作家选取这一题材有更深邃的思考，迟子建在大兴安岭的山林中长大，从小就熟悉鄂温克部落，目睹了森林开发是怎样破坏生态，怎样摧毁这个部落的文明的，她如是说：“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消亡的时候,我们连触摸它的机会都没有,最原始的气息都不存在,这是一种悲哀。”反思道“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的。”②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和深深的忧虑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在式微的过程，是一首挽歌。” 　　小说通篇采用散文化的描写性语言，这种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富于抒情性，浸润着作家的主观情感，遣词简约精妙，文风质朴清新，达到了小说诗意化的效果。小说的诗意化成功地间离了现实，缓解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小说意境苍凉，故事进程像缓缓流动的河流，水到渠成，这种阅读效果的产生，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抒情性的语言，如小说开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简约的话语传达的信息非常丰富，把大自然情感化，人物与自然的关系亲密无间，“老”奠定了小说苍凉的基调。“雨停了，星星出来了。”寥寥数字就勾勒出童话般纯净透明的世界。“镜子里反射着暖融融的阳光、洁白的云朵和绿色的山峦，那小圆镜子似要被春光撑破的样子，那么地饱满，又那么地湿润和明亮！”类似诗意化的语言俯拾皆是。同时小说大量采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贴切新鲜，极具空灵之美，如“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树，那两只裸露的乳房就是经过雨水滋润后生出的一对新鲜的猴头菇。”把人物自然化，人与自然浑为一体，人与森林生活水乳相容。父亲林克带着“我”和弟弟月夜去湖边狩猎就是一篇诗情画意的美文，如“后来起了一阵风，天上的月亮还是老样子，可是水中的月亮，却起了满脸的皱纹，好像月亮在瞬间老了。”月亮拟人化，充满了想象力，形象地表达了流年易逝的沧桑感。“它向湖心靠近的时候，水中的月亮就被它拨弄得破碎了，水面上荡漾着金黄的月亮残片，让人为月亮心疼着。”月亮的意象传达出凄清、苍茫的氛围，同时运用了移情的手法，善感、善良的小女孩为猎物“它”即将被父亲打死而心疼着。“小鹿喝水很淘气，喝着喝着就用嘴巴去拱母鹿的腿，母鹿就势去舔小鹿的脸。”几个动词绘出了鹿的灵气，构成一幅和谐的生态图，这也是作者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之情的自然流露。小说中大量类似的富有诗意的小说细节，让读者从读“情节”转为读“细节”，于“细节”中体味审美的愉悦，并且于“细节”中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借助这些情景交融的细节把作者理想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实现对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无言的谴责，体现出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 　　题材与语言之外，小说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那群或痛苦挣扎或坚韧沉着的人物形象。迟子建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善和恶在某个人身上或者在某件事情上，都是统一体，小说家要做的就是这种善恶交融的工作。”③秉承着这样的写作观，作者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写出人物的复杂性、立体性，展示出人物的精神深度。在她的笔下没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只是形成于特定情境之中的人物性格，如因婚姻不幸而变得古怪刻薄的依芙琳；不满儿媳是个歪嘴寡妇而千方百计刁难儿媳的玛利亚；骑马致残，丧失生育能力的拉吉米畸恋养女马伊堪，不让她出嫁，导致养女跳崖自杀……作者用全知的视角，悲悯的情怀来观照她笔下的人物，这些悲剧性的人物激起读者的不是愤懑，更多的是因理解而生的同情。小说也因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