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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合一历史背景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两税合并就是指的这两个税法，一个是《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我们讲的要统一，要合并，究竟是要统一什么？这两部法律，一个是条例，一个是法律，他们在法定税率上是一样的，都是33%，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受非常多的税收优惠。今天起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在25%左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的税负在15%，因为他们在费用扣除的标准方法、在税收优惠、在一些税率方面所造成这种情况。我们为什么要改革，要解决合并问题，我想首先有必要谈谈背景问题。 　　 　　国际层面 　　 　　经济全球化，是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内在原因。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同于改革初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投资环境。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相互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外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这些生产要素无限制地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更为自由，大量流动。 　　要适应这种全球化的背景，全球化使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融为一体。各国普遍采取一个经济开放政策，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国际化贸易提供制度保证，各国纷纷取消了贸易障碍和限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就在于怎样给市场主体一个法律定位问题，要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只有机会平等，公平的竞争，才能得到资源最优化，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都是违反WTO要求的，它所蕴含的自由、公平、平等要求，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使我们对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要重新反思。我们给外资企业是超国民待遇，他们比内资企业更加有利。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是有背景的。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前，我们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有很多限制，因此我们通过税收优惠弥补对其限制。但是我们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准入的限制已经渐渐取消了，比如过去金融市场对外资有很多限制，现在都放开了，内资外资都一样。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内外有别的税制，这种情况不利于民族企业参与竞争，不利于整个民族企业发展。从这个意义讲，对外资企业（应该）一般不给予特殊税收待遇，而是完全按照国内企业的标准对待，既没有歧视也没有额外的税收负担。在全球化背景下，统一税制是有必要的，这是同国际接轨。我们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已经6年了，继续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大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因为这样做也是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则的。 　　 　　整体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 　　 　　任何一项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两税合并本身就是一种改革，这种改革要付出代价，要让方方面面都接受，首先是一个财力的问题。国家有了财力保障，改革即使遇到困难我们也不怕。 　　我国这些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经济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国家的税收收入增长很快。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只有五千亿，1999年第一次突破一万亿，2003年第一次突破两万个亿，2004年突破了两万五千个亿，2005年突破三万个亿，2006年达到三万七千亿。经济的快速增长，税收收入的增长，近三年我国税收收入是以每年五千个亿的速度增长。这说明对于改革我们有强大的国力保障。 　　我们现在再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为什么不在过去提而要在今天提出？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强大的财力保障，这个时候我们党和国家才考虑纳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和谐问题，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怎么和谐？所以两税合并同国家经济财力关系紧密。我们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在2005年大约达到八千亿，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收只占我们总的税收收入中的4%，也就是说每年外资企业只有1200亿到1400亿，我们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大约占我国税收收入的7%，也就是说有6800―7000亿，这两者加起来是8000多亿的企业所得税。有人说它是我国第二大税，也有人说是第三大税，当然第一大税是增值税，第二大是消费税。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使国家有能力去承受企业所得税改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可以说我国经济稳步发展，财政收入逐步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财政和企业的承受力比较强，是改革的最佳时机。 　　这个必要性有几个方面。第一是两套制度造成内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差异。这种差异性税收负担表现在税收优惠、税收的扣减标准、税率优惠等等均有诸多差异。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工资的减扣问题，外资企业现在对工资是据实扣减，你发多少钱都可以扣除可以节约成本。可是内资企业过去是计税工资，计税工资在2006年前是800元，2006年提高到1600元，比如企业人均发3000元，多余的1400元企业要缴企业税，显然内资企业他们的负担太重了，那企业还怎么竞争呢？外资企业享受优惠实际上是外资企业的税负转嫁到内资企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