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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看孙致礼翻译辩证观 　　摘要： 翻译辩证观是孙致礼先生自成特色的翻译理论。孙先生将其理论运用于实践，再现了《傲慢与偏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本文旨在从《傲慢与偏见》孙译本探讨其翻译辩证观。 　　关键词： 孙致礼 翻译辩证观 简?奥斯丁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是英国18―19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她一生短暂，但留下的作品从当时到今天200多年的时间里仍然受到各个领域人们的喜爱。她的小说在畅销榜上遥遥领先，小说中的情节和故事成为现代大众娱乐热衷的题材。在英国文学史上，奥斯丁因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被誉为“无与伦比的简?奥斯丁”。她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脍炙人口，令读者交口称赞的佳作，直至今日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国内对奥斯丁研究具有引路人作用的学者是孙致礼教授，目前国内较权威的奥斯丁作品的中译本当推孙先生翻译的译本，他不仅将简?奥斯丁的作品全部翻译成中文，而且他对她作品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中国研究者的思路和方向。孙致礼先生对奥斯丁十分倾心，并对她的作品着迷，为奥斯丁“最精湛的语言”和处处洋溢的“机智幽默”所折服。孙先生“痴迷”于奥斯丁，陆续翻译出版了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孙先生所推出的译本忠实准确、生动传神、晓畅自如，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孙致礼先生曾言：“我作为文学爱好者最喜爱的书是《傲慢与偏见》，而作为翻译爱好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翻译这本名著。” 　　孙致礼先生在翻译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他的翻译辩证观是其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渗透在其翻译作品的方方面面。本文旨在从《傲慢与偏见》孙译本探讨其翻译辩证观。 　　 　　一 　　 　　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译者在从事这项活动的过程中，会受到种种矛盾的困扰，经常处于一种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的境地。长期以来，中国的翻译界就存在着“艺术派”和“科学派”之争，西方翻译界则存在着“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异见。不同学派各执一词，争论了两千多年，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孙致礼先生系统地把哲学中的辩证法纳入了翻译理论体系，采取一分为二的哲学思维，提出了文学翻译的辩证论，对翻译的种种矛盾进行了自成一体的阐述。在《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一书的代前言“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他把翻译中的各种矛盾归结为“十大关系”，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中，对翻译辩证法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释。 　　孙致礼将文学翻译中的各种矛盾归结为“十大关系”，即①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②保存“洋味”和避免“洋腔”的辩证统一；③神似和形似的辩证统一；④直译和意译的辩证统一；⑤“克己”意识和“创作”意识的辩证统一；⑥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的辩证统一；⑦忠于作者和忠于读者的辩证统一；⑧整体和细节的辩证统一；⑨归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⑩得与失的辩证统一。 　　在翻译性质的界定上，孙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项“具有很强科学性的艺术”，译者应该做一个“科学的艺术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本着“既忠于作者，又忠于读者”的思想，采取“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的原则进行翻译，尽量把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传递给译文读者。为此，译者要充分把握好“克己”与“创造”的分寸问题。译者还应该在翻译中，善于找到一个最佳的“融汇点”，把“得”提高到最大限度，把“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孙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翻译的辩证论思想，在当时的翻译界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和别的翻译言论不同，孙先生的翻译研究不是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层面的探讨，而是比较系统、全面地回答了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涉及翻译的性质、翻译过程、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译者、读者、文化等问题。这些创见性的阐述无疑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对深化翻译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二 　　 　　孙致礼先生总结的“十大关系”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相反，这十大矛盾之间是相互关联，彼此牵制的。例如，孙致礼指出：“从历史上看，归化和异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因素。”孙先生还在指出：“异化法运用得当，便可充分传达原作的‘异国风味’……”所谓的“异国风味”亦即“洋味”。由此可见，这“十大关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异化和归化、神似和形似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孙致礼是如何把握翻译的“分寸”或“度”。 　　1.形神兼备，琴瑟契合。 　　如何处理好“形似”和“神似”的关系，是许多译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译界“形似”“神似”之争相持多年，许多译者逐渐形成了“形神兼顾”方能造成理想译文的共识。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过于极端，或因受原文词句约束过甚，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