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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伉俪院士58年 　　2007年1月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84岁高龄的闵恩泽迈着稳健的脚步走上主席台，庄重地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红证书。闵恩泽将由此获得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站在领奖台上，闵恩泽用一生未改的四川乡音说：“这成绩是属于大家的。” 　　此时，北京西郊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宿舍区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正全神贯注地收看中央电视台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实况，老人的眼里噙着泪花，内心洋溢着幸福的暖流。 　　 　　求学成才一路相伴 　　 　　1942年，正是中华民族蒙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的苦难岁月。这年秋天，闵恩泽和陆婉珍这两个同为18岁、素不相识的男女青年，怀着科学救国的共同理想，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位于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求学。闵恩泽来自成都，而陆婉珍则来自上海，两人进入同一个专业，又是同一个班级。 　　也许是一见钟情，秀丽的江南女子陆婉珍第一眼看到这个英俊的四川小伙子，就怦然心动。 　　闵恩泽的课堂笔记既工整又详细，陆婉珍常以对照笔记为借口与闵恩泽接触。天长日久，闵恩泽似乎也看出点什么，同时对这个上海姑娘产生了好感。不过，他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只是每次上完课，主动将笔记递给陆婉珍，引起同班几位女生对陆婉珍的“妒忌”。 　　同窗4年，两位年轻人并没有如同学们预料的那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倒是相敬如宾。毕业的那天晚上，陆婉珍约闵恩泽一块去上海找工作，这让闵恩泽犯了难，因为他的父亲要求他回家支撑门户。父命难违，一对隐隐约约相爱的男女只好各奔前程。 　　陆婉珍在上海一家印染厂谋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闵恩泽则回到成都，在一家自来水厂做分析化验工，一个星期仅做两次化验，生活简单而枯燥。夜深人静，他的眼前经常晃动着陆婉珍巧笑倩兮的靓影，他后悔没有跟随陆婉珍去上海，错过了人生美丽的爱情。 　　没多久，百无聊赖的闵恩泽又来到了重庆，在一家肥皂厂实习。实习过程中，他听说当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要招收一批印染技术人员，经过培训，有出国的机会，这让闵恩泽眼前一亮。通过考试，闵恩泽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当时中国最大的印染厂――上海第一印染厂，当上一名漂染车间的技术员。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家印染厂正是陆婉珍工作的工厂。两人在上海不期而遇，旧情复发，不到一个月，已经是热恋中的一对情人，黄埔江边、上海滩头，时常徜徉着他俩甜蜜相偎的身影。 　　可追求幸福的冲动并没有让他俩沉湎于爱情的缠绵之中。1947年初，陆婉珍作出了一个让家人十分震惊的抉择，她只身一人，带着外婆给她的一枚金戒指作盘缠，赴美求学。一年后，闵恩泽也踏上了留学美国的远途。 　　两人第三次相聚，再度成为同窗。1948年春，闵恩泽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研究生，当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又继续攻读博士；这时陆婉珍也拿到硕士学位，考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博士。 　　重聚异国他乡的喜悦，使爱情的玫瑰花格外芬芳鲜艳，一对有情人迈上了幸福的鹊桥。1950年6月的一个良辰吉日，双双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闵恩泽和陆婉珍在神圣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中，款款步入哥伦布城的一个小教堂。 　　 　　报效祖国共赴国难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美学者冒着生命危险纷纷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已在美国谋得职位的闵恩泽和陆婉珍也做出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1955年底，闵恩泽和陆婉珍绕道香港，辗转回到了祖国。 　　可是，迎接他们的并没有鲜花和掌声，一切都是那么平淡。回国之初，很多单位都不敢接收从美国回来的人，他们接连吃了几次闭门羹。 　　后来，他们一起来到刚刚组建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这里虽然待遇微薄，条件简陋，但对他们来说，能够投入工作更为重要。谁知，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凭空飞来的棍子打得他们晕头转向，痛苦万分。 　　1957年反右斗争中，无休止的会议让心直口快的陆婉珍看不下去了，“人家国外在搞研究，你们在这里整天开会，怎么会赶得上人家?”领导正愁从哪里开刀呢，这女博士胆子够大，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更何况还是留过美的，父亲又是旧上海的资本家。于是，在石油化学科学研究院，陆婉珍第一个被“揪”了出来。可陆婉珍不是党员，够不上“右派”的条件，单位只好教育一番了事。亲友们都为她捏着一把汗：“婉珍哪，典型的幼稚病!”时年，陆婉珍33岁。 　　“文革”伊始，陆婉珍带着7岁的女儿被下放到湖北潜江干校。种棉花，玉米，还要挑煤，扫厕所。女儿偏又营养不良得了肝炎。挑煤不只是力气活，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从一条窄窄的舷板上稳稳当当地走下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别说女同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