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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时间为维流言为声城市之歌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王安忆继《小鲍庄》、《三恋》后第三次创作的高峰。本文题为“解读”，意从创作主旨、写作框架、语言风格三方面解读这部小说。 　　 　　一、城市?女性 　　 　　城市与女性成为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生长点，这是因为，城市和女性似乎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在发展，女性亦在成长。王安忆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在一篇关于上海女性的文章中曾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１］《长恨歌》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上海和女性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２］ 　　首先，作家在第一部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为我们勾画了上海的全景图。它包括了上海的建筑、精神和人，但无论是什么，都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1.弄堂“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弄堂是上海绝对的存在，是最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居所，“是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３］，因此，在这一节，王安忆不但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托出了作品人物的立足点――那些和弄堂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的中间阶层，因为这些人任何时候都是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他们生生不息，永无止境，所以他（她）们是城市精神的当然代表，他们就是城市，城市就是他们；同时她更“昭彰”了弄堂在上海的地位：如果说街道和楼房是上海的支架，那么弄堂就是上海的血肉，它构成了上海的形体。 　　2.流言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但也唯有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里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它的特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它不仅是上海弄堂不可或缺的生活，更是弄堂居民一种真实的精神状态。弄堂生活是“声”与“色”的组合，吃着饭，说着流言，就是弄堂人的声、色。流言是这声、色的一部分，是弄堂的典型特色。 　　3.闺阁“闺阁”在上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最能代表上海的精神的王琦瑶们居住的地方，自然也就有了它的独到之处：它是看一点用一点，极是虚心好学，却无一定之规。它是白手起家和拿来主义的。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这样的闺阁，无疑是上海最真实的写照。 　　4.鸽子“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它们高高在上，俯视着上海“天空下的那一座水泥城，阡陌交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深渊，犹如蚁的生命在作挣扎。空气里的灰尘，歌舞般的飞着，做了天地的主人”。如果说“弄堂”“流言”“闺阁”是作家由整体到局部的刻画上海的弄堂，那么“鸽子”就是对弄堂的再次描摹，这就更强调了弄堂在上海超然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让我们清楚明白地认识到《长恨歌》写的是上海这座城市。 　　5.王琦瑶“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一句话点明了她的身份，王琦瑶和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样是上海身体里的一部分。王琦瑶代表了一个类型，她是王琦瑶们共同幻化而成的灵体。这一节表明了王琦瑶只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组成，但也暗示了王琦瑶对于上海的意义。 　　王安忆如此大费周章的写了这看似浪费笔墨的一章五节，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明白她写的是“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４］。这与《红楼梦》的结构安排相类似，这一章五节可谓全书的纲，表明了作家的创作目的。 　　其次，作家从“片厂”开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旧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伴随她的每一次出场，作家都不厌其烦地勾画她周围的人、物、景，相对的，却很少写王琦瑶的行为。因此，与其说王琦瑶是人物形象，不如说它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王琦瑶在我们眼中始终是一个飘忽的影子，是一抹上海的魂。我们不知道她的出身，而只知道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我们也不知道她的长相，而只知道她“好看”，是“沪上淑媛”，是“给自家人享用，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三小姐”。 　　可以说，“这部小说即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体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５］。第一部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自不必说，第二部的“平安里”写的也是上海的弄堂，而第三部的“薇薇的时代”，则是作家对七十年代“已走了样”的上海的一番细致描写，从物到景到人，作家浓墨重彩的勾画了上海的诸多变化，这进一步凸显了“城市”的地位。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城人并重的，城即是人，人即是城，是通过一个女人写活了一个城市，人是城市的魂。 　　《长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上海被拟人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