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业监管与基金法制约.docVIP

基金业监管与基金法制约 　　 　　编者按:华安基金涉足上海社保基金案引发人们对公募基金体制及监管中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监管的口号喊得再漂亮，并不等于体制上就不存在问题。中国的基金不应是政府稳定证券市场的政策工具，而应该成为信用体制和金融治理的一个标本。 　　在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几乎可以乱真地替代了基金的对外形象和法律身份――这种混淆几乎是致命的！ 　　基金业，从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监管机构开始的整顿老基金、发展新基金，到2003年立法部门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为《基金法》），至今已发展到57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净资产总规模超过5600亿元，基金净值差不多占流通股市值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基金的监管、治理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基本法律制度的瓶颈和制约，《基金法》出台时就带有的制度缺陷，形成了基金业发展和监管中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监管的困惑 　　 　　在所有政府监管行为中，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准确定义监管对象。而这取决于基本法律制度（如《基金法》）中对所规范的对象做出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国的《基金法》却回避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基金法》第二条中将基金定义式的规定改换成对该法调整范围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如无特殊需要将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不再首先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做出定义，致使《基金法》缺少了对法律调整对象的规定。 　　同时，由于我国《基金法》只规定证券投资基金采用契约型的组织形式，将公司型基金从该法的管制范围中撇了出去，致使我国的《基金法》实际上成了“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法”。 　　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说不清证券投资基金是什么。证券投资基金是一次或长或短的交易往来的契约，还是持续经营的实体？这两者的不同对于监管者的基本监管思路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欧美，投资基金基本上就是一个持续经营的实体，因此它的组织形式是公司型的。于是对它的监管和制度安排都等同于公司。只是按照基金的特殊性质增加了更多、更细致、更严格的规范要求和规则。因此，他它们对基金的治理采用的是对诸如上市公司一样的公司治理原则来规制，只要加进符合基金监管特点的特殊治理规则就可“有望实现规范化运行，保障投资人利益，提高基金行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的政府目标。 　　而我国的基金只是一次或长或短的交易往来的契约，它不是一个可以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因为它在我国的《基金法》中规定为契约型的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公司型基金本身就是一个公司法人，契约型基金则是一个非法人的基金组织形式。但无论基金采用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它的这份由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可以被简化地看成基金本身。 　　不过在我国的市场现实中，无论是政府监管机构还是一般投资者却在基金的基本定义和概念上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混淆。 　　二是，基金管理公司成了基金的替代概念。基金管理公司是什么？无论基金采用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它的这份由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可以被简化地看成基金本身，而在基金的存在和运作中是将这份基金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和运作;同时为制约基金管理公司、保证基金资产的安全，又委托基金托管人来保管基金资产，由此形成了基金产业的服务关系链。 　　由此可见，基金管理公司只是代为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的管理人，它和基金托管人一起成为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服务提供者。 　　在美国，由于采用的是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因此将基金称为投资公司。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就是投资公司的股权。而我们所谓的基金管理公司在美国则被归类于投资顾问公司。在法律地位中，投资公司（基金）是委托人、投资顾问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是受托人，美国因此分别制订了不同的法律加以规范。由此可见，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在契约型基金中，按法律规定和同样的治理理论分析，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与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股本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按照我国《基金法》所安排的契约型基金的组织结构，在我国的现实中，基金管理公司几乎可以乱真地替代了基金的对外形象和法律身份。 　　这种混淆几乎是致命的！这也形成了我国基金业普遍存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基金管理人一方独大、基金托管人缺乏独立性、激励制度的偏颇、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缺乏限制”等等一系列行业弊端。 　　统观近几年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对证券投资基金各种问题的监管措施、相关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无一例外地是面向基金管理公司的，是用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替代了对基金的监管、用对基金管理公司监管所产生的间接效应代替了对基金资产直接监管的作用。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