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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兰亭诗人人格 　　摘 要： 兰亭诗人生活在东晋中期安定的政治局势下和江南秀丽的风景中，但是在他们主体人格的生成过程中心理冲突相当强烈，主要包括思想上儒家和道、佛二教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所体现的个人雅俗同体，群体逍遥与事功的徘徊上。本文主要探讨了兰亭诗人的人格。 　　关键词： 兰亭诗人 人格 冲突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为“面具”。心理学上，关于人格的定义异常复杂，概言之，所谓人格，是指整体性地呈现于生活中的真实的自我，它包括了外在的气质、风度、容止、行为和内在的哲学――美学理想、精神境界、伦理观念，以及人生各阶段及人格各层面的心理趋向与冲突［1］。对文学家而言，人格不仅呈现于日常生活，还呈现于文学作品。文学家的人格，在其审美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行为中生成，审美创造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人格的生成过程。 　　东晋中期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以王羲之为首的一些文人名士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集会，这次集会上即兴创作的四十一首《兰亭诗》因为《兰亭集序》在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得以留存后世［2］。从这些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东晋中期社会文学的发展，而且能够寻找到诗歌从玄言向山水转变发生的痕迹。作为《兰亭诗》的创作者，兰亭诗人们的思想、心态、情趣对我们了解当时诗歌的变化无疑有重要意义。经过汉末长期动荡中的思想剧变，东晋人在心理冲突中形成了特有的人格，这种人格对于《兰亭诗》的内容、风格都有重要影响。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玄学人格调和了自然与名教，外在的环境又不像曹魏、西晋时那样险恶，东晋中期的兰亭诗人心态沉静、细腻［31］。但是兰亭诗人并没能在思想上完全解脱，由于时代、社会及个人等方面的原因，兰亭诗人在主体人格的生成过程中心理冲突是相当强烈的，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思想上儒家思想和道、佛二教的冲突。从汉末开始，儒家思想就遭到冲击，各种思想并起，汉儒人格断裂，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其它思想取代。在文化教育中，统治者依然重视儒家思想。曹操在乱世中主张“唯才是举”，抛弃掉儒家重德行的做法。但魏文帝曹丕即位不久，就下令恢复祀孔，又召集诸儒，主持编纂了一部大型的儒学类书《皇览》；魏明帝唯恐当世巨儒高堂隆、苏林、秦静的学问失传，下诏挑选30名“高才解经”的郎吏去学他们的“四经三礼”［4］；魏齐王曹芳喜爱钻研《尚书》等经书，并自正始二年起，三次派太常在太学中祭祀孔子，进一步确立儒学在官学中的显尊地位。蜀汉、孙吴都把儒家纲纪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西晋统治者也都特别看重太学的儒学传统［5］。东晋皇帝及若干儒臣在四面玄风中，几次呼喊“笃道崇儒”。晋元帝司马睿登基前，王导与戴邈就上书建议他：“帝王之要务，莫重于礼学”，要以儒学来复兴教育，“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6］。《晋书》记载，司马睿即位后，办了太学，而且多次发布“尊儒劝学”的诏令，还派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后，广征名儒，充实太学，将“研精坟典”的任旭、虞喜等征为太学博士；在动乱的年代，“五经”不仅依然是官学的主要课程，而且私人教育也极其重视儒学。杜夷“世以儒学称”，居家教授，“生徒千人”，东晋元帝曾三遣太子至其家“执经问义”。总之，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当时士人接受的主要还是儒学，他们的思想根基仍然是儒家的。和其它时代不同的是，经过东汉党锢之祸，经过数百年的战乱和政局动荡，士人们一直在寻找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轻松的学说，道、佛二教的发展就是此种结果。在兰亭诗人中，也有大量信奉道、佛教的人，如王羲之就既遵儒学，又笃信道教、尊崇佛教，王凝之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王献之也既笃信儒学，又崇奉道教，支遁特崇佛教。问题恰恰就出在这种儒、道、佛都尊崇的境况下：各种思想的杂糅表明当时人们信仰的不确定。《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实际上当时的士人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道佛只是他们在儒学不能解决问题时的暂时的工具，因此才会出现王献之撰有《孝经注》，有病的时候按道家方法处理的情况；也才会出现葛洪的儒道互补与张湛的儒佛互补。儒家人格断裂的痛苦在士人身上一直都没有消失，道佛带来的日常生活的潇洒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在东晋人的平和的行为中，可以隐隐看到前人焦虑的影子。 　　与思想上的冲突相对应，兰亭诗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展现了许多矛盾之处，主要表现为个人的雅俗同体及群体逍遥与事功的徘徊上。 　　《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名士雅与俗交融的例子，王戎幼时闻虎吼而不惊、见李子而不拾（《世说新语?雅量》）与后来卖李钻核、烛下散筹算计（《世说新语?俭啬》）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兰亭诗人们在求“雅”的过程中许多行为也暴露出他们的“俗”。《晋书?王羲之传》载王徽之事迹： 　　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