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破解国企转制之谜应有理论准备.docVIP

浅谈破解国企转制之谜应有理论准备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社会活力的释放彻底改变了我们保守求稳的思想，中国当前的经济正进入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但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和印度分别排在第49位与第50位，中国下降了3个位次，印度则上升5位。这种下滑从2003年开始，总体竞争力从最高时的33名跌到今年的49名。事实上，他们的竞争力已经超过了我们，重公平是印度竞争力增强的关键所在，而我们过于强调效率的战略在没有采取更新更有效的措施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甚至比较突出、比较尖锐。比如，一些集市管理中的口角、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征用、工业污染排放分歧等日常生活的矛盾，都可能因处理不当而演化成对抗性的冲突和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所以有的学者说，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不亚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的加工、制造中心，各行各业以国企转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也已进入到攻坚阶段，在国企的效率问题成为焦点之后，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攻坚阶段的又一掣肘因素。从实践的层面上看，转制当中所出现的偏差，也的确和公平有关。国企改革究竟怎样改才能再次释放出它巨大的能量，来呼应全球化的浪潮？这在新一轮的改革实践中重新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就目前来说，国企转制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如何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近年来，接连不断的矿难以及“9?22大限”撤资令的发布，表明国企转制正在进入新的调整期。 　　“国有资产流失”这个共识，一方面指出现实环境“沙化”的严重性，一方面也暴露了解释这种“沙化”的文化依然似是而非，成为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温床，主要表现在： 　　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被指为腐败的温床。官商勾结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已迅速成为社会结构中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政治风险源。由于官员腐败，导致政治上人民对政府权力认同度降低，导致核心的价值理念受到影响，易产生政治和精神的危机。如果说先前的“国退民进”还有理论支撑的话，那么现在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理论还是过于理想化了。 　　二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构成了经济风险源。这一风险的传导由于最容易落在城市弱势群体当中，而这一新生的阶层有扩大的趋势，下岗失业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是它的主要成分，无疑提高了社会风险，给脆弱的保障体系增加了难度，而我们处理这类危机既缺乏经验、也缺乏资金。2003年的“非典”时期，这一系统才刚刚有了眉目，离构筑和谐社会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三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一些社会成员产生相对剥夺感，易产生心理和社会的危机，成为社会风险源。近十几年来，虽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获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并不是各方面完全协调发展的时期。一度，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忽略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经济领域里的问题逐渐演化为新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以牺牲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形成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使社会运行不畅。 　　破解“国企转制之谜”，首先应该破除一个理论假设。这个假设包含了最初的合理性要求：“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个包袱由一开始的富余人员逐步演化为“企业办社会”，也成为一个让人痛快的响亮一时的口号，影响着人们的行动。经过近十年的探索，这个合理性的要求最终变成一个汇集了所有国企职工缺点的大杂烩，就像我们有的政府职能部门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粗”“直”“硬”那样，充满了理性的短缺和管理的短缺。现代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管理，才能够避免由积压的社会问题毁掉先前改革成果的危险？是不是越严格、越不近人情就越现代？现代只等于效率吗？我们的国企转制目前正处于包袱反弹、积压增多的阶段。国企转制究竟靠什么？依然是一个问题。问题回到了原点，并不意味着思路回到了原点。 　　其次，破解“国企转制之谜”，应该破除这个理论假设的另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渴望一个好的企业带头人和一个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当这个渴望被命名为制度创新的时候，便让职工持股，可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翻牌公司。或曰：只有靠改变“一股独大”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制，于是我们看到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可怕景象。精神资源的短缺，已经损害了原来的构想：物质的短缺在短缺的激发下，一定会释放出精神的斗志。少数人的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本能和后续的零成本扩张，摧毁了大多数人的信念。在实践中，无论是从知识准备还是经验准备上，那样的“神人”在大多数时间里还只是活在理论的假设当中。把知识准备、经验准备异化为道德风险、法律风险，是这个假设破灭的一个证据。 　　再次，破解“国企转制之谜”，应破除这个假设的一个大胆推想。这个推想指出：要想改变转制过程中的暗箱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