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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人文与政治文明 　　4月下旬，新一届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果断处理渎职官员，把谎报、瞒报的情况扭转过来，每天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疫情，在不长时期内，使正在迅速蔓延的SARS疫情得到了控制。这说明面对SARS这场突发的危机，政府是有应对能力的，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 　　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只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于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但是，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可以这样说，本届政府在就职时向人民所作的承诺，已经初步实现。它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按照现代政治家的要求，以责任伦理指导自己工作的政府。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过去，我们也讲要对工作负责，但很少提到人，特别是人的生命。这里说的人和人的生命，不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如卢梭所说的“公意”，而是指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负责。不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人民这一概念也就变成没有内容实质的空话。过去，我们往往将经济指标放在第一位，实现多少GDP，吸引多少投资，成为工作成绩最重要的考核指标。甚至有时表现为急功近利，只为政绩，不管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次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让人感到温暖，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 　　我们是在尚未完成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来进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在我看来，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措施：第一是高度行政集权的协调机制，把为防控SARS所急需的人财物作集中的调配。北京小汤山医院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部队和上海等大城市在医药用品、设备和人员方面，对疫情严重地区所作的支援也是这样的。第二是运用党和政府总动员的方式，设立以总指挥部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大张旗鼓，发动群众，来贯彻政府的统一部署。第三个措施是为应对危机，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采取了雷厉风行的严厉措施，大力整饬玩忽职守的官吏，将他们拉下马。 　　以上三种手段也是过去常常采取的，但是为什么这次政府的政策得以较为顺利的贯彻，比较获得人心呢？那就是因为本届政府注重责任伦理，把人的生命放到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条件。 　　不过，就这种措施本身来说，它是在体制改革还没有实现之前，只能采用的手段。运用这样的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所依靠的是领导的开明，否则，采用同样的行政手段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过去的大跃进就是一例）。我们不能过分信赖这套行政手段，因为它只能用于一时，而不可行之于久远。它是有局限的，虽然适合于某些方面，但在另一些方面则不一定顶用（正如最近有人已经指出的，我国SARS患者超过千例，可从这样众多患者身上取下供医学研究的丰富资料，这是其他有疫情国家做不到的。但在对SARS病毒科学研究上，我们和先进国家比还相当落后）。它只能是在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以前，在政治文明的目标实现之前，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倘不坠入空谈高调，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实在也别无更能行之有效的方案可循。我甚至认为在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也还只能如此。自然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 　　接下来我也想谈谈人文精神的问题。在抗击SARS的战役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和法制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人文精神却不可遗漏。长期以来，不注重人文精神，即使在学术文化领域里，人文精神也同样被忽视，以致直接影响到人的素质低下。我们只要略加反思，就可认识到忽视人文精神的后果。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SARS肆虐期间，不少中国公民身上竟仍然会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比如许多医务工作者平时默默工作，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临危不惧，恪尽职守，是那样的从容，充分体现了对职业道德的自觉。这是令人感动的。我觉得也有更多一些人在观念上，开始萌发了某些变化。这是由于迅速传染的疫情，促使人们省悟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懂得保护自己就得保护他人。这不仅表现在公共卫生方面，而且在价值观念上，也有所体现。过去，人们大多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但在危机时刻，开始想到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再仅仅是金钱和私利，而是为别人的生命作出贡献的崇高品质。诸如这些过去很少看到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突然展现出来，怎不令人鼓舞？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很多不好的现象也在危机中暴露出来。一些人不讲公德，随地吐痰。有的患者明知自己有病，还出来游玩。甚至还有SARS患者从医院逃出来，到公共澡堂去洗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