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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宗教问题安全化战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安全化”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种安全研究的新逻辑，这样的逻辑认为：安全应被理解为一个“主体间”互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安全化”可以为掌握安全话语的施动者“把某个问题作为享有最高优先权的问题提出，并借此宣称某种需要或者权力须以超出常规的方式加以应对”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战略层面推进了宗教问题安全化以在世界范围内实践其“扩展民主”的战略利益，这使得宗教问题一度成为中美关系安全议程中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是安全化的动议者，可以将任意“指涉对象”面临的存在性威胁进行安全化的“渲染”，而中国则被视为所谓的“指涉对象”。当中国被美国“渲染”为“威胁代理”的时候，中国采取了“去安全化”的应对；而当美国“渲染”为被宗教恐怖主义所威胁的“指涉对象”的时候，中国采取了“选择性安全化”的做法。在此过程中，虽然美国将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战略在冷战结束初期有助于其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扩展利益，但是随着该项战略的推进，将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更多表现出了其内在的战略缺陷和学理困境。 　　安全化；宗教自由；宗教恐怖主义；中美关系 　　D815=712A003712 　　“安全化”是由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奥利?维夫（Ole Waever）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最先使用的话语，是哥本哈根学派围绕“安全拓宽问题”（即冷战后安全议题出现横向扩展的趋势）而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解释某些公共问题上升到需要依靠超越政治手段加以处理，也被认为是正当的状况。①在其语境中，安全就是事物被渲染为安全问题的过程，是掌握安全话语的施动者（分析家），通过“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渲染，把一个问题作为最高优先权提出，然后将其建构为一个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识，即给某个公共问题贴上“安全”标签的过程。②同时，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一个公共问题被安全化需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s）的识别过程；第二，安全化施动者通过“言语行为”（Speech Act）将所谓的存在性威胁“渲染”出来的过程；第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即“安全化主体”谋求更多的行为主体对它所“渲染”的安全问题给予支持的过程。③尽管以“安全化”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一直面临着“如何解决安全概念泛化后可能弱化安全内涵的问题”，但是，“安全化”分析框架至少为世人理解安全问题的主观主义内涵提供了一条路径。更重要的是，按照“安全化”分析框架的逻辑来分析，安全的“主体间性”及其主观向度的因素也是行为主体核心利益的关切所在，也在客观上反映了该行为体对某一公共问题领域的心理期望和行为意图。在这个意义上，安全化框架及其逻辑对国家外交目标和对外战略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美国在宗教问题领域推进“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为个案进行考察，在时间跨度上选择以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为起点，至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的2008年结束。本文认为，自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作为安全威胁的对象已不存在，美国政府出现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的变化，宗教问题开始进入安全议程，甚至小布什还被称为是一位“沉迷于宗教，通过神学的透镜指导他的外交政策的人”[美]艾克敏：《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姚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有学者更是将美国外交形容为“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才开始弱化其安全战略的宗教向度，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应对金融危机上。为此，选择借鉴“安全化分析框架的逻辑”间美国安全化宗教问题的过程展开分析并思考其对华政策的影响，可以呈现出美国这一时期在宗教领域的核心利益、目标设定和战略选择的演变情况，以及在此背后所附加的美式战略思维。 　　一、 冷战后美国对宗教问题安全化的推动及其进程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主张“政府不得干预宗教生活”，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又在于物质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比较世俗的国家。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于歌：《美国的本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112页。但是，有权威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又都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对宗教如此虔诚的人民，多得令人惊叹的宗教社团，几乎“清一色”基督教信仰的总统，以及宗教对政党深入骨髓般的影响。Robert Wuthnow， 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London： Routedge， 1998， p. 482. 一直以来，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宗教情?押妥诮汤硐氲墓?家，美国始终致力于将自己的“福音”输送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把“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