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徽剧艺术中生命意识萌动的镜像深描.docVIP

明代中后期徽剧艺术中生命意识萌动的镜像深描 　　摘要：明朝中后期，由于社会思潮的转向，对生命的赞扬、生命意识的彰显成为徽剧舞台上主流话语，舞台上下、戏曲内外对生命意识萌动的敏锐感触和着意刻画使得徽剧艺术逐渐走出程朱阙里的传统宗法世界，走向更加宽阔的时代舞台，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本文对徽剧历史典籍中的“考据”和“辞章”、徽剧赖以生存的文学语境变迁进行分析，从而展示徽剧的时代脉动――徽剧舞台剧本的情感主题和徽剧舞台艺术塑造生命面相。 　　关键词：明中后期；徽剧艺术；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I23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6-0159-005 　　徽州被誉为“江南邹鲁”、“程朱阙里”，明前期的学术思想，传承了南宋以来独尊朱子之学的学术传统，形成了“讲之熟、说之祥、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1]7。“孝”、“义”、“理”是文学艺术形式的主旨，如宣扬女性品德规范的《烈女记》、《四德记》，宣扬孝道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宣扬忠君思想的《和戎记》等。这些徽剧作品不论在剧情设计还是艺术形象的塑造上，都遵循传统的宗法家族的理念，有着稳定的宗族精神支撑。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徽商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徽州信奉的“?x理”中除了传统的道德诚信标准，还加入了许多对利益追求的经济动因，其信奉的婚姻观中也有了对爱情与欲望的正面宣扬。随着徽剧的影响不断扩大，到明朝中后期，对生命的赞扬、生命意识的彰显成为徽剧舞台上主流话语，而这种生命意识的萌动与勃发为明末徽剧艺术繁荣提供了时代的契机。基于徽剧的史学意义上的“考据”和“辞章”，为明代中后期生命意识的萌发与冲动提供了历史性参照。 　　本文从徽州文学创作的时代风貌着手，对徽剧文本设计的生命情感主色调以及徽剧舞台艺术表现形式之生命观照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展示徽剧的时代脉动。 　　一、明代中晚期徽州文学创作的时代风貌 　　在徽州文学史上，明代中后期的文学风尚对传统徽州文学的发展和转型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此时程王心性之学先后传入徽州，形成了“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1]8的学术新气象。在古老的徽州大地上，心性之学与朱子之学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由此而导致徽州学者发生分化，学术思想更显丰富灿烂，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张扬个性与欲望的诗歌创作渐成主流，为人性情感萌动而讴歌的文学创作不断涌现，致使徽州文学空前繁荣。在这样的语境中，徽州戏曲不断推陈出新，大胆吸收其他地方戏曲的音乐元素，从而获得内生动力，完成了蜕变。其中，张扬个性与欲望的诗歌小说创作为徽剧提供了脚本，下面就徽州戏曲所依附的文学形象进行逐一展示。 　　（一）歌颂隐士、游侠形象的主题彰显作者的豪情与个性 　　明代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中，文人们借隐士、游侠的故事和轶闻标榜自己不受道德与政治风尚的羁绊与桎梏、向往个性自由发展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如黄生的《凤巢群女行》就是以宴居纵情为题，将有限生命放逐于美酒情色之域。 　　白马谁家子，纨绔绮秀裳。解鞍垂杨下，调笑当垆倡。手提碧玉壶，索酒临街尝。自言卖珠儿，承恩埒诸王。杀人闹市中，结客游侠场。廷尉不敢捕，天子借辉光。出入掖庭内，意气何扬扬。 　　这是明代程诰所作《霞城集》卷二《少年行》中的一段引文，文中对白马、纨绔、秀裳、调笑、意气等一连串溢美之词用在豪纵不羁的少年游侠身上，呈现出作者对侠客的向往[2]261，也是此时的徽商在经济实力集聚之时，为谋求自我价值实现而积极求进的高亢情致，在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表现个性自由，甚至赞颂不同价值观主导下的生命形态。在“仗剑千里道，报士来韩城。许身与刺面，大义存生死。尝读侠客传，久钦聂政名。人生感意气，宁论金重轻” [2]261的诗歌中，我们能够体会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引发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对突破既定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革新精神的呼唤。人性觉醒和对生命意识萌动的思考成了徽州作家们的创作之源。 　　（二）突破了爱情主题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 　　自南北朝以来，一些描写爱情题材，甚至“艳诗”、“艳词”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作品一直在民间潜滋暗长，被人津津乐道，但到宋代就已经衰落，形式也被“词”所取代。[3]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而带来社会秩序的变动，使得依附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观、婚姻观都受到极大的冲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描写情爱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艺术手段不断更新，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加，冲击着传统文坛。 　　在刻画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强烈向往中，作家们有的着眼于心理刻画，如《西湖子夜歌八首》中的女子对幽会前等待情郎的焦灼不安与急切渴盼；有的则从细微之处着手描写女性身体之美，如《赋得美人斗百草》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艳丽的辞藻把女性的绰约风姿呈现在眼前。[1]120 　　湖湄一曲绿荫浓，寂寂幽窗花影